战争胜利后，潜伏在敌后的谍报人员结局怎样？
1951 年，南京宝林庵后山里，挖出深埋已久的三个黑箱子。
里面是三具遗体，其中之一就是「百变谍王」卢志英。
这件事，还要从 1948 年 12 月说起。
当时距离南京解放不到五个月，我方百万雄师已在长江边着手准备渡江。
黎明前的黑暗即将过去，解放事业马上就要取得关键性的胜利。
过长江
但越是希望曙光临近的时候，危机也越是凶险。
中央特科给南京地下组织发去密电，安排下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从敌人手中救出一个叫王瑞昌的同志。
收到任务后，南京地下组织立即着手布置，筹划救人。
因为每一个地方被解放前，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做困兽之斗时，往往格外凶残。
他们会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恶毒手段，对待那些不幸落入敌手的同志。
救人的第一步，需要掌握一些被救人的情况。
根据密电提示，南京的地下交通员找到此时在南京城内的任务接头人张育民。
张育民透露，王瑞昌同志此时被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监狱。
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一听是这个关押地点，地下交通员当即意识到，这个王瑞昌同志的身份肯定不简单。
因为这是南京城内反动派看守最严的地方。
再进一步了解到王瑞昌更多经历后，南京地下组织对这个要救的同志，又惊喜又尊敬。
王瑞昌是我党一名非常资深的高级特工，潜伏敌营二十多年。
他的身份非常多，是名副其实的「百变谍王」：
在革命早期，他在法场用潜藏的身份救过人；
在长征期间，他用情报为我军夺城开路；
在抗战期间，他在敌区开厂作为我方联络点；
在抗战结束时，他一次性为我方获得日寇军火六十车；
在解放战争期间，他组建覆盖中统、军统的谍报系统，为我方提供大量至关重要的情报……他还曾经是南京地下组织的领导者。
知道要救的人竟是他后，南京地下组织很是振奋。
同时也更加慎重，他们做出了如下安排：
联络潜伏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同志，密切关注监狱内近期的犯人情况；
安排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统战人士发动舆论攻势，尽可能给敌人最后迫害我方人员增大阻力；
两手准备，同时制定从内到外的越狱计划和从外到内的救人计划。
但敌人看守极为严密。
我方费劲波折，让张育民成功进入监狱。
但她没能见到王瑞昌同志，只带出一件他的大衣。
大衣
救援王瑞昌的各项行动持续到南京解放。
我方接管了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后，寻遍监狱各处，都没有找到王瑞昌同志。
对监狱之前的资料进行查询、人员进行审讯，也没有什么线索。
不过从这些调查中，得到一个很好的发现——
那就是并没有王瑞昌同志被害的记录。
以当时的猜测，王瑞昌同志很可能被敌人转移到了他处。
随着全国解放，王瑞昌同志始终没有再出现。
中央对此极为重视，下令各方寻找，还是没有结果。
直到 1951 年，上海公安局抓获了一个叫任宗炳的特务。
在审讯过程中，意外从他交代的一件事里，发现和神秘消失的王瑞昌同志有关联。
上海方面将这一情况通知南京警方，面对这桩中央从解放前就关注的悬案。
南京警方高度重视，立即结合特务的交代着手调查。
城南雨花台
根据特务交代，南京警方从城南雨花台宝林庵后山的一处低坡上，挖出深埋已久的三个黑箱子。
打开后，里面是三具被褴褛衣衫包裹的骸骨。
箱盖上，是触目惊心的数道深深的抓痕，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
三个人是被活埋的。
为确定骸骨身份，南京警方找到当年的接头人张育民。
她赶到现场，看到黑箱里的一件东西后，差点当场昏厥。
我们都知道，黎明前的黑暗过后，就会迎来光明，只是我们往往不能确定是否我们是否来得及看到。
但总有一些舍生忘死的孤勇者，如一颗颗星辰般点亮天际，使我们相信，如愿的盛世、美好的将来我们一定可以看到。
这些人自己却从未有过一刻站在光明里的机会，
但这些人，每一个毫无疑问都是最耀眼的英雄。
王瑞昌同志是什么人，为什么能让中央如此重视？
他最后到底身在何处？
张育民和他又是什么关系？
（1）
王瑞昌
王瑞昌，本名卢志英，生于山东昌邑。
曾化名周志坤、周瑞生、卢涛、卢宗江、周育生、周志堃等。
是我党潜伏进敌营数十年的一名顶级特工。
他的每一个化名背后，都是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
早年使用本名的卢志英，是一个热血青年。
想要从军救国，考入绥宁镇守使署军官讲习所，毕业分配奉系东北军。
目睹军阀统治的黑暗和老百姓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失望茫然，
于是脱离军队，南下闯荡，准备投身到势头正劲的大革命浪潮中。
军阀部队
经过河南郑州时，王乐平看中其才，介绍到洛阳陆军训练处任队长。
在这里，卢志英接触到马列主义，结识地下党员刘仲华等人。
在同志们的影响下，卢志英深入了解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
1925 年，中共北方区党委派遣刘仲华等人去新疆旧军队开展兵运工作，卢志英主动请缨，一同前往。
通过数次考验后，经刘仲华和姚继民两人介绍，卢志英于新疆加入中国共产党。
很快，北伐战争开始，在组织的安排下，卢志英化名「周志坤」，打入国民党骑兵第三师。
任第八旅第十六团二营营长，后又任第二师参谋主任，秘密开展组织工作。
从那以后，卢志英这个本名，只有在对党以及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人和事时，才会使用。
卢志英
周志坤接到的第一个「不可能任务」，是劫法场。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我方大量人员被捕被杀。
驻守在德安的骑兵八旅十六团，抓捕了十几个我方人员，押到刑场准备枪决。
就在要执行的时候，周志坤（卢志英）以加强守卫的名义，率领二营人马赶到刑场。
他在原来每个岗哨上都加了双哨。
不料，布防妥当后，土匪出身的十六团团长汤司林，提枪上前。
他叫嚣着要见见血，亲自处决几个我方被捕的同志。
这时，周志坤灵机一动，上前一步，格外殷勤地附和。
就在我方被押到刑场大坑边的同志深感绝望，准备赴死时，听到几声枪响，再睁眼一看，惊讶地发现，周志坤竟然将汤司林枪杀。
刑场的其它敌人则全部都已经被二营的官兵下了枪。
成功控制刑场，漂亮地完成解救任务后，
周志坤发起德安起义，让敌人接连遭受重创。
在这场解救任务中，周志坤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和勇敢果决，引起被解救的一个叫张育民的女同志注意。
当时的周志坤正全力投入战斗，并没有察觉。
德安起义引来大量敌人兵力，周志坤只能率领部分骑兵和步兵沿着黄河向南推进，遭到敌人前堵后追兵的袭击，弹尽粮绝。
好不容易才杀出重围，但起义的人马尽失，仅剩身负枪伤的周志坤和几个战士。
伤愈后的卢志英化名周端生，被组织派到陕西蒲城，以保安总队长兼承审员的身份，继续在地方旧军中秘密开展军运工作，策划暴动。
但不幸，事泄被捕，周端生等五位共产党员被关押到蒲城驻军师部。
他们很快就要被处决。
（2）
眼看就要身死敌手。
在蒲城县第一小学任教的一位女教师，是我方的地下工作者，
她利用一学生家长在师部做饭的特殊条件，
一番设计后，取得牢房钥匙，冒着生命危险，趁夜只身前往师部牢房，将被关押的周端生等同志放出。
周端生对女教师的过人的胆色智慧非常欣赏和感激。
女教师却告诉他，自己正是卢志英化名周志坤时，从敌人枪口下救下来的同志张育民。
有了这样相互救命的经历，两人对彼此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顺利逃出蒲城后，组织上决定派卢志英和项与年前往北平，引导平、津一带的学生运动。
1928 年，卢志英化名「卢涛」写了一封感谢信，同信一起寄出 50 元，约张育民到北平深造。
张育民经过一番考虑后，毅然离开泾阳官道村老家。
元宵节过后赶到北平，张育民和卢涛相见，并进入北大医学院护士专修科。
卢涛和张育民
卢涛一边从事地下工作，一边在北京大学等学校旁听，自学英语、法语、德语、日语。
两人之间的交往愈多，彼此的了解更深。
学生运动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反动派也注意到卢涛，准备将他逮捕。
情况危急，为从校园逃出，两人假扮夫妻，才没有落入敌手。
到达安全地方后，卢涛向比他大好几岁的张育民表露心迹，并将本名卢志英告诉张育民。
同年八月，经组织批准，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两人成婚。
这对假扮夫妻「弄假成真」做了真夫妻。
在举行简单婚礼的当天，作为两人直接上级的周总理进行祝贺，并送上一对绣有鸳鸯戏水枕面的枕头。
在枕头左下角绣有「伍（周总理化名伍豪）、邓」二字。
祝两人互敬互爱，相扶相依，白头偕老，革命到底。
婚后，组织安排卢涛夫妇到上海中共中央军事部做情报工作。
两人对外是衣着光鲜、财力丰厚的新贵小夫妻，想办法结交上警察局长后，获得大量违禁物品做地下生意。
卢涛心思缜密、处事灵活，很快就获利颇丰，两人并没有把这些到手的钱财用在个人生活上，而是全部购成紧缺的物资运往根据地。
夫妻两人在灯红酒绿的繁华大都市，平时大多数时候却都以吃红薯之类的粗粮为生。
面对日趋严酷的国内斗争形势，应组织上安排，卢志英化名「卢宗江」到南京出任地下书记，接替暴露的王世英。
张育民则回到北平，以医护人员的身份作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1932 年冬，卢宗江因争取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昆仑等关键人物走漏风声，被捕入狱。
因未暴露真实身份，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第二年 3 月，北平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张育民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虽然敌人严刑逼供，一无所获，在组织的营救下，张育民被释放。
但她的家已经被彻底被毁，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
最让夫妻绝望欲疯的是，两人婚后生的第一个儿子卢森林，年幼尚不满一岁，从此下落不明。
遭受如此骨肉分离的惨剧，对常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
但对于身处那个时代的卢志英夫妻，却必须接受，并迅速调整悲痛，进入新的身份，开始新的工作。
此时我方的中央苏区，也遭逢多次围剿，情况岌岌可危。
很快，卢志英夫妻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3）
面对敌人越来越强大的攻势，为争取情报上的主动，中央特科挑选精锐深潜到敌方各部，卢志英化名「卢育生」。
与刘哑佛、项与年等十几人潜伏进江西德安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部。
莫雄
保安司令莫雄是国民党元老，但和蒋介石存在很深芥蒂，心向我方。
他知道我方意图后不仅不阻止，还全力相助，
安排刘哑佛、项与年任参谋，卢育生是上校主任参谋兼清乡委员长，对接二局的曾希圣和钱壮飞。
张育民也转移到南昌，开办诊所。
后来她参与营救方志敏，探监时偷偷带出方志敏的文稿，给后人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资料。
张育民诊所
1934 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五省军政要员军事会议，会议的主题是部署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这次的围剿和以往不同，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制定了详细的《铁桶围剿计划》，步步为营，要将苏区一网打尽。
参会的莫雄尽快将计划材料送出，在卢育生等同志的安排下，及时送到苏区驻地。
这让红军最终得以突出重围，开始长征。
发现红军从层层包围下逃出后，蒋介石也知道《铁桶围剿计划》泄密，他一边愤怒地进行内部彻查，一边派遣人马对长征中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莫雄也被调到贵州毕节，任云贵川三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拦截红二、六军团，还将中央军第六十三师划给莫雄指挥。
卢育生随军前往，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担心。
行军在这一区域的红军，战损严重，人数只有六七千，还多是伤病员，已经可以说是失去战斗力，完全可能被全部消灭。
该怎么办？
卢育生一筹莫展，直到看到一个人，他顿时想到一个办法。
（4）
看到的人是中央军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
卢育生和他接触后，发现这个人贪酒好色。
于是他对症下药，找来美女和美酒招待陈光中。
开始，陈光中还心存戒备，但见到宴请他的是此时他名义的上级莫雄，又念及莫雄是国民党元老，顿时放心下来。
就把军务完全交由卢育生处理。
卢育生迅速通过地下党通知红军伤病员马上转移，又虚构军情「业已肃清流窜之残匪」上报。
此时，国军正让红军主力部队折腾得晕头转向，四渡赤水的神仙操作更是让蒋介石都胆战心惊。
收到上报军情后，陈光中率六十三师「完成任务」调离毕节。
四渡赤水
但此时的毕节城内，还有大量本地驻军，对红军还是极大威胁，卢育生经过周密安排后，做出一个极为惊人的计划：
将毕节变成没有驻军的空城，让几乎没有战斗力的红军进城休整。
为完成这个计划，卢育生首先以即将开战为由，安排城内有卫队等战斗力的士绅避往山区；
然后再以安排主动出击的方式，将城内的驻军调走。
城内再无任何具备战斗力的敌方势力后，立即让我方地下组织，开城迎接红军进城。
在这一番操作下，红军顺利进驻没有任何抵抗的毕节，得到半个多月的宝贵休整时间，补充大量兵员，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程度恢复。
收到红军占领毕节的战报后，蒋介石震怒，也顿时明白之前收到的军情有误。
于是以「通敌放共」罪名逮捕莫雄，用飞机把他押回南京囚禁。
卢育生等人也遭到追捕。
他带着第二个孩子以及其他同志从敌营逃出，在追赶我方部队的时候，孩子不断啼哭，暴露行踪。
卢志英和儿子
眼看就要被敌人追到，卢育生为避免同志们被敌人抓住，逼于无奈，只能将孩子挂到一棵酸枣树上。
敌人顺着哭声追到，只见孩子，不见我方人员，怒而将孩子枪杀。
还在逃亡的卢育生远远听到枪声和戛然止住的孩子哭声，知道孩子已遭不测，妻子张育民痛苦不已。
卢育生强忍悲痛相劝：
等革命胜利，到那时，天下的孩子都是我们的。
赶上长征部队后，由于敌人进行的负面宣传，我方遭到当地居住的少数民族拦截，不允许我方通过。
在得知对方头人患上恶疾后，精通医术的张育民提出为其治疗，对方将信将疑的答应，检查后发现，因为西南地区气候湿热，再加上瘴痢毒虫，头人是生了毒疮，又由于长期没有有效治疗，目前患疮部位已经溃烂。
张育民于是为头人做植皮手术，剜掉烂疮溃肉，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完好的皮肤补上，成功治好头人。
头人大为感动，不仅同意让红军过境，还送给张育民一张红毯作为答谢。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面对新的复杂形势，我方迫切需要掌握最新的情报，于是组织派卢志英化名「周育生」，前往上海，一段红色商业大亨传奇由此而生。
（5）
周育生到达上海后，利用之前的经验，首先掌握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的个人情况。
他得知保岛喜欢传统文化，尤其是对我国的一些民间乐器非常热衷。
周育生于是潜心学习这些乐器，很快就熟练掌握。
然后设局跟保岛相遇，先用流利的日语让对方生出好感，再以音乐和他相交，并经常相约一起弹奏。
一来二去，被对方视为知音，取得保岛信任。
日军侵占上海
接着，周育生借助保岛的势力，在被日军划为禁区的提篮桥监狱斜对面开了一家沪丰面包厂。
面包厂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国际难民的口粮，实际上厂里送面包的工人是地下党员，专门收集虹口一带的军事情报。
依托面包厂，周育生又在大世界等闹市区开设「大中华咖啡馆」「唐拾义药厂」「金龙三轮车制造厂」，作为秘密联络站。
靠着这些点，周育生暗中建立地下武装，组织抗日游击队，建立情报系统，给根据地运送武器弹药、药品。
1939 年 5 月，陈毅率新四军第一次踏上苏北，发现这一区域形势的复杂性，意识到必须建立一支党领导的、能迷惑敌人的地方武装，这支武装要以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状态出现。
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周育生做地下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非常符合，于是安排卢志英再化名「周至堃」前往海安曲塘。
同年 10 月 10 日，一支特殊的武装部队「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部」（ 简称「联抗」）在海安曲塘镇正式成立。周至堃担任了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联抗肩章
联抗与陈毅、粟裕配合多次打败日伪军，就在新四军抗日战况不断向好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我方军事实力遭受重创。
正为我军遭遇感到痛惜的周至堃突然接到命令，让他去盐城见一个人。
周至堃奉命前往，要见的人竟然是时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周至堃激动振奋，以为接下来是要执行重要的军事任务。
刘少奇
没想到刘少奇告诉他，现在新四军处境困难，缺粮缺医，情报来源也在缩小。组织上准备让有丰富卧底经验，跟日方又有一定关系的周至堃重回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卢志英于是用回化名周育生，再次回到上海。
为了让自己的经历合理，周育生对外宣称是「在外做生意失败，不得不回上海重操旧业。」继续经营面包厂。
保岛听闻知音老友归来，也格外关心，几次交谈后，周育生多次表现出对做生意盈亏不定的担心，想要找一个稳定的营生。
在给保岛送上一笔丰厚的钱财后，保岛将他安排进海军情报部工作，进入日伪特务机关，周育生各方周转，逐渐打进核心部门。
有了这个身份的加持，再加上面包厂运送货物的便利性。
面包厂工人合影
周育生源源不断的送出新四军急需的粮食、医药、武器弹药等物资，还有非常关键的各种情报。
浴火重生的新四军，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扩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就在一切向好时，一次运输任务却被叛徒出卖，直接上报到日方海军情报部，周育生的身份马上就要被暴露。
（6）
这次运输任务是为延安运送三台军用发报机，备份给日伪方的材料是运送药品。
知道叛徒出卖的情况后，周育生准备好枪械，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已经抱定牺牲的决心。
没想到一路却都顺利过关，之后还收到保岛让他离开上海的讯息。
1945 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
周育生以军人身份回到上海向保岛受降，但保岛接到的命令是只能向重庆方面缴械。
正在两难之际，保岛给老朋友周育生一个重要提示，日方的军械会装上六十辆车进行运送，还把运送的具体路线给周育生指出。
根据这个提示，新四军埋伏在运送路线上，一枪不放，缴获下六十车军火。
日军军火
在这一时期，化名周育生的卢志英，是通过专线直接与粟裕联系。抗战胜利后，粟裕随新四军北撤，他的组织关系改为和华中分局情报部联系。
因为卢志英的革命经历，都是以各种化名执行，因此了解的人并不多。
抗战后的短暂和平时期，周育生的地下工作没有任何松懈。
反动派「接收」上海后，为清除「日奸」，成立了「肃委会」，特务头子郑少石任上海国民党「肃委会」副主任。
因郑少石与周育生在江西时有旧交，平时又多得周育生贿赂，周育生便请郑少石帮他谋个差事。
庆祝抗日胜利
在郑少石的竭力保举下，周育生担任上中统上海沪东区副主任。他当即紧锣密鼓的在各处安插内线，沪东敌特中统情报机关及警察局里，从科长、行动组长、机要员到秘书，都是我方的人。
解放战争爆发后，华中分局情报部也北撤山东，周育生只能与情报部设在江苏海边的海防委员会取得联系。
几经辗转，他的经历更加不为人知。
在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中，卢志英化名「王瑞昌」，仍以坚强党性在京沪杭等地积极开展工作，建立三十多个地下情报小组。
他充分利用自己担任的中统上海沪东区副主任身份，有意将中统的秘密泄露给军统。
戴笠知道后，私下与王瑞昌拉上了关系，这样，王瑞昌又当上了军统的情报员。
脚踏中统、军统「两只船」的王瑞昌不断地从敌人两个系统中探取情报，以至于整个沪东敌特系统基本掌握在我方控制中。
这样有利的局面，让我方在解放战争中的很多时候都拥有情报工作上的完全优势。
由此，王瑞昌获取国民党兵力部署、调动等大量情报，及时送往苏皖解放区。考虑到王瑞昌长期在敌占区工作，斗争环境日益复杂，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撤离时，周总理特别指示王瑞昌也转移。
但未等接替他的同志到达，不幸便发生了。
对于卢志英这个百变谍王，反动派恨之入骨，但又遍寻不可得，根据各种线索进行调查，每次都是不同的人泄露，这让反动派苦恼又无奈。
但很多时候，最大的危机往往来自于身边。
（7）
1943 年三月，染上酗酒、嫖娼恶习的王瑞昌助手张莲舫，向中统特务机关自首。
他首先出卖的就是京沪杭沿线地下党的领导人王瑞昌。
反动派万万没想到，他们要抓的人，竟然是中统和军统都颇为看重的敌营精英。
中统方面于是秘密布置，在八仙桥上海青年会附近秘密逮捕王瑞昌，关入上海亚尔培路二号。
抓获王瑞昌后，中统一方面许以高官厚禄诱惑，想要让他说出我方所有的地下组织点，诱降失败后，又以酷刑相加。
电椅、火烧、绞头、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甚至是气刑：用打气筒往王瑞昌的肛门里打气，直到他的肚子胀鼓欲裂……各种手段都用上后，王瑞昌并没有屈服。
敌人又恶毒的将王瑞昌的妻子张育民和儿子也抓捕入狱，关押在一起，企图用骨肉亲情来软化他，他依然不为所动。
张育民、王瑞昌、卢大容
王瑞昌对张育民说：敌人企图用夫妻、父子之情软化我，但他们不懂，人类还有一种更崇高的感情，那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为了这个理想，虽粉身碎骨，也义无反顾。
张育民见他刑伤严重，伤心流泪，王瑞昌告诫她：不要在敌人面前流泪。他们总有灭亡的一天。
1947 年 10 月，王瑞昌从上海被押解至南京，关在宪兵司令部。
在狱中，卢志英通过儿子卢大容从看守处偷来的报纸，知道全国解放已经胜利在望，他不希望儿子将来靠父亲功绩与荣誉生活，就带着手铐坚持教儿子学习文化。
有一次，卢大容做错数学题，他郑重的教导儿子：要好好学习，因为将来的世界是你们的，不学好本领可不行。
牢狱里的课堂，让他的儿子卢大容刻骨铭心，后来，卢大容成为新中国核工业战线上的一位专家，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我跟爸爸坐牢的日子》一书。
《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封面
1948 年，在组织营救下，张育民和卢大容获得释放；组织接下来安排对王瑞昌进行营救，但却没能再见到他，包括想方设法让张育民去探望，都没有见到，只带出一件大衣。
仔细检查大衣，发现领子里密缝着几页揉皱的纸，上面写满了革命诗篇，在纸的反面，还用铅笔写着「胜利在望，死而无怨」八个大字。
几个月后，南京解放，全国解放。
因为并没有王瑞昌的确切死讯，张育民、卢大容，以及南京的地下工作者，心中都有一丝侥幸，王瑞昌同志并没有牺牲，而是被转移他处。
直到 1951 年，上海市公安局在进行严打国民党特务运动时，抓获一名叫任宗炳的中统特务。
逮捕
在审讯中，任宗炳都只交代一些旁枝末节的东西，公安同志于是说出抓捕到的另一个特务名字夏麟昆。
这正是他的一个同伙，任宗炳顿时被吓住，以为夏麟昆已经交代，于是坦白出当年他们曾经在南京残害三个我方同志的事情。
上海公安敏锐的察觉出，这可能和神秘消失的王瑞昌同志悬案有关。
随即将这一情况通知南京警方，面对这桩中央从解放前就关注的悬案，南京警方高度重视，立即结合特务的交代着手调查。
公安
根据特务交代，南京警方从城南雨花台宝林庵后山的一处低坡上，挖出深埋已久的三个黑箱子，打开后，里面是三具被褴褛衣衫包裹的骸骨，箱盖上，是触目惊心的数道深深的抓痕，通过分析发现，箱子里的人，在被埋入时，还都是活着的。
为确定骸骨身份，警方将张育民同志请到现场，见到其中一具尸骸上熟悉的服饰，确定那就是化名王瑞昌的卢志英同志，张育民差点当场昏厥。
后经过遗骨上的牙齿、残留的服饰等特征，辨认出这三位被活埋的英烈身份：百变谍王卢志英、《文萃》周刊编辑陈子涛、骆何民。
根据线索，还找到当年关押在卢志英隔壁的进步学生孙稚如。
预感自己将死前，卢志英给孙稚如留下几句最后的临别赠言：
「今晚突然下我镣铐，看来凶多吉少。」
「好在快胜利了，死了也心甘！」
「黎明前不是总有一段黑暗吗？黑暗过去，天就亮了。」
关于王瑞昌同志的悬案告破，结果却是如此的残酷。
而后，卢志英烈士遗骸被取出，重新清理后，再用白布裹成人形，穿上解放装，重新入殓，后迁至雨花台烈士陵园。
华东军政委员会陈毅、粟裕、刘晓等专门研究，追认卢志英为革命烈士。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第 60 号烈士证书。
1951 年秋，反革命分子任宗炳被枪决。
1953 年 4 月，出卖卢志英的叛徒张莲舫也终于落网，并于同年伏法。
庄严朴素的卢志英烈士墓，静卧在雨花台畔。松柏青翠，飒飒涛声，陪伴着一位没能看到祖国黎明的孤勇者英魂。
死或重于泰山。
他的死，便可比泰山之重。
多个化名都做出了极其杰出的贡献，他是名副其实的百变谍王。
他的名字因为多个化名，尚没有太多人知晓。
但那每一个化名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都是如此沉甸甸，桩桩件件的功绩论起来，都必永垂不朽。
据李进（夏阳）同志在《他只留下四首诗》一文中的回忆：「周至堃也调走了，以后根本没有听到过他的什么消息了。直到全国胜利后我到了南京，参观雨花台的烈士纪念馆，我忽然发现陈列着一位烈士卢志英的遗像和资料，这就是周至堃同志。」
卢志英这个百变身份后的真身，只在对党以及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人和事时，才会使用的名字，最后刻在了他的烈士纪念碑上。
在二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获得无数重大情报，三次被敌人逮捕坐牢，两次在革命队伍内受委屈，却一贯勇敢、坚定、机智、沉着面对，出色地完成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直至献出宝贵生命。
他就是长期从事地下斗争，一生为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第 60 号烈士证书的主人。
烈士碑
参考资料：
①《南京史志》1997 第五期；
②《春秋》2003 第五期；
③《文史春秋》2006 第二期；
④《湖北档案》2012 第十二期；
⑤《档案天地》2013 第一期；备案号:YX11jan8Gj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