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怀了中国男人的孩子，是她的罪孽
怀了中国男人的孩子，是她的罪孽
哭泣金三角：走私、孤儿与瘾君子
一
2017 年下半年，由于地方武装争端，我们的山区医疗项目被停止执行，医疗队成员全部撤出。我在此之前已申请去另一个山区做儿童庇护所志愿者，就继续留在缅甸。
到县里的区片办公室报道后，我被告之要接任一所儿童庇护所主任，还要管理一个乡村学校。
我意识到区片办公室负责人对我隐瞒了什么，他竭力强调人道主义精神与责任，丝毫不谈具体情况。凭经验，要去的地方一定挺糟的。
区片办公室负责人与我谈了一个小时，立即派了辆二手皮卡要把我送到乡里。这里的小型车几乎都是来自于日本的二手车，从泰国再转手过来。一辆车况较好的二手皮卡，最多也就两万块钱人民币。
到了乡里，乡长看了我拿出的文件，立即派了辆摩托车送我去目的地，似乎生怕我溜走。
当时正是缅甸的雨季，道路泥泞，送我的人连说带比划地告诉我，去目的地只能摩托车通行。随后我才知道所谓的路，就是时宽时窄，时而上山时而过河，完全是野猪畅游的林间小路。
摩托车在一个转弯处，那是在一座山上，车在泥泞中失控横着摔倒。由于惯性，我被甩了出去。急中生智加上我已习惯被摔，在顺着山坡向下滑的过程中，我伸手搂住了一棵树。
就在我的身体停止向下滑，好不容易松了口气，心里想着又一次拣回了命，竟发现眼前是一只从手腕处被砍断的手掌。那只被雨水已淋泡得如胶皮状的手，离我的眼睛不过一尺远。
我翻身爬起来，抹了把脸上的泥水，看着被扔在草丛中的那只断手，判断那是一个成年男性的手，因为它的指甲粗糙并厚实。
在这里近似半原的山区，没有社会管理，私刑仍存在。像贩毒者之间的争斗，对犯有偷盗、男女通奸等行为的人，通常是砍掉一只手以惩罚。被砍手的人，也难以再正常生活，只能躲到群山深处，自生自灭。
经过三小时玩命的跋涉，摩托车终于拐入山与山之前的一个村寨。当摩托车穿过寂廖的寨子，停在一处丁字型木板加铁皮的房子前，送我的人抬头朝天大大喘了口气，说：到了。
二
刚从摩托车上爬下来，我竭力舒展着身体，扭了扭脖子，又收缩了一下手指，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走到距我两米处，好奇又疑惑地看着我。
女人穿着缅甸人的花色筒裙，挺着肚子像有身孕，怀里抱着一个约一岁的男孩。她嘴角露出一丝嘲笑，神情像是见过世面的人的不以为意。
我缓缓站起身，向她确认了这座丁字型的木屋就是目的地后，她用生硬的汉语自我介绍，她叫杨丽萍。
我有些诧异，仔细看了看她。她的眉毛很粗，嘴唇也较厚，长发，皮肤较黑，不像缅甸人，倒有些像中国云南人。
杨丽萍不动声色，她把怀里的孩子换了下手说：「我爸爸是中国人。」
随后她告诉我，她的缅甸名字叫娜果。她曾经偷偷去中国打工，在街上拣了本画报，画报中有个跳舞的演员叫杨丽萍，她就把自己名字改成了杨丽萍。
她顺便告诉了我，儿童庇护所原来有五个管理员兼老师，除了她和另一个叫叶嘎的女老师是寨子里的人，另外三个男老师都是来自中国的志愿者，只是他们都不见了，可能是跑了。
我四顾一下细雨中三面环山的儿童庇护所，木板房的墙壁陈旧破裂，房顶是用铁皮盖的，锈蚀斑斑且变了形。
也许是在雨季中被潮湿裹着的寂寞，杨丽萍见了我这个猛然出现的不速之客，话挺多的。她告诉我，她从中国打工回来后，曾应召联合国区片项目雇员，「但钱太少，每个月只有二百美元，我不干了。」
在这个儿童庇护所当管理员兼老师，每月有二百五十美元。「我会中国话、会缅语，还能说英语。那个叶嘎就不行，她只有一百七十美元。」
这令我对他她有些刮目相看，说明她的家庭有钱，而且是在缅甸仰光那样的城市上学，只有那种地方的学校，才可以学到汉语及英语。
我问杨丽萍怎么没见到孩子们。临来前，我就被告之，儿童庇护所有十几个孤儿及单亲家庭的孩子。她说今天是叶嘎老师值班，她去见男朋友了，就把孩子们锁在屋子里。
我很不高兴，急于见到孩子们，便让杨丽萍带我去孩子们的宿舍。
杨丽萍把我领到一幢木屋前，我听到屋子里有孩子们的说话声。杨丽萍边用钥匙开锁边说，「每隔两小时会开门放孩子们出去上厕所。」
我压制着怒气走入木屋，一股令人反胃的气味在湿气中扑鼻而来，昏暗中，几十个孩子或坐躺在巨大的竹床上，或在地上玩耍。这一瞬间，我明白之前的志愿者为什么都消失了。
见到一个陌生人出现，孩子们飞快地爬上床挤成一堆看着我。我走到大竹床前，仔细地看着这些神情惊恐的孩子们。他们大多五岁到十二岁，有男孩也有女孩。身体瘦弱，衣衫不整，头发蓬乱，每个如此。
我心里一阵难过，目光扫过这些在密而长的眼睫毛下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如果不是因营养不良以及衣衫不整，这些孩子一定都很漂亮。
我对杨丽萍轻声说，让孩子们出去玩吧，我来照顾他们。
三
到达儿童庇护所的当天，我开始检查学校设施，进了一间竹子搭成的厨房，看到地上三块石头做成的灶及放在灶上的一口斑驳的大铝锅。
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看雾濛濛的天，心里仍在犹豫着留下还是离去。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粮食。在金三角缺粮造成的困境一直留在我脑子里，如果这些孩子面临断粮，即使我跳进那口大铝锅也救不了他们。
我走到杨丽萍住的铁皮屋门口，见她正和一个提着空口袋、皮肤漆黑的妇女走出门。杨丽萍对我说，要给孩子们做饭了。
「她是村长的姐姐，负责做饭。」杨丽萍指着她身边的妇女说。
她打开仓库的锁，村长姐姐进去取米，我跟进去查看大米还有多少，发现米只剩一袋半了。杨丽萍看我一眼说，「离联合国送米还有十几天，这点米肯定是不够的。」
我的心瞬间慌了一下，几十个孩子吃一袋半米，绝对撑不过五天。我问杨丽萍，「联合国援助的豌豆呢？」杨丽萍说：「村长的姐姐不会计划，豌豆早已吃完了。」我又问她，「孩子们只吃大米，没有菜？」
「菜和油、盐都要用钱买，一点菜钱半个月都不够。」
我看着空空的仓库，心如乱麻，想自己面对的可是个大麻烦。
开饭时，我把大铝锅端到孩子们的屋前，再把孩子们按年龄、男女分成几个小组，领着他们到水池前洗了手。我亲自掌勺给孩子们分饭，对年龄大点的孩子就多给半勺饭。
孩子们端着碗蹲在屋外，一边用手抓着米饭往嘴里塞，一边用黑汪汪的眼睛看着我，不知怎的，看到那些纯净的眼睛，我竟有些湿了眼眶。
当天晚上，我和孩子们挤在一块儿睡觉。屋子顶上一盏太阳能灯因雨季灯光暗淡，熟睡的孩子们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让人心里无比平静。
在昏暗中，我思考着如何解决面对的困局。最大的问题是这里与外界隔绝，连手机都没有信号，根本找不到能帮助我的人。
我仔细地想着可能寻找援助的途径，最终决定去区里的联合国区片办公室寻求支援，再去离这里五十里远的矿山试探。在县里时，我听说矿山那里有几十个公司，大多是中国人开的。
多年前，我在四川大凉山扶贫支教时，曾为解决山里乡村办学点的困境，硬着头皮去城里的各公司讨要物资。面对当前儿童庇护所里几十个孩子生存的困顿局面，我只能故伎重演，再去当一回乞讨者。
当我迷迷糊糊欲睡着时，忽然听到仓库那边传来碰撞声。也许是仓库里那剩下的一袋半大米的缘故，我瞬间清醒过来，抓起枕头下的匕首，下床轻轻推开门，探头向仓库望去。
在朦胧中，我看见挺着大肚子的杨丽萍正在锁仓库门，她手提一个沉甸甸的口袋，蹒跚着走向离仓库不远的屋子。那是她住的地方，我看见她走进屋，然后听到铁皮门碰撞的清脆响声。
我知道了大米短缺的原因。想必杨丽萍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四
两天后，在我初步熟悉了情况，开始了我的乞讨计划。
我把部分计划告诉了杨丽萍，请她到寨子里找辆摩托车送我去区上，告诉她车钱照付。
杨丽萍找来了一辆摩托车，告诉我骑车的年轻人是她的亲戚。年轻人提出要一百块人民币，我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我先到了区上，找到了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设在这里的区片办公室。负责人是缅甸人，他听了我的陈述后，语气生硬并打着官腔说米只能按计划拔付，办公室没有办法额外补充口粮。
我一肚子怒气，但心里清楚那个负责人说得没错。问题的关键还在预防贪污偷窃，我想回去后马上从杨丽萍手里拿回仓库钥匙，同时派几个年龄大点的孩子去厨房帮忙，监督村长的姐姐。
两个小时后，摩托车把我送到矿山。所谓矿山是人们的简称，它是方圆百里的群山，可能有上百家公司在这里投资挖矿。投资基本来自中国人，他们多把公司设在矿山的服务区域，在这个区域有赌场、妓院、夜店、饭店、商场超市等等。
我在街上观察，走到一座外观漂亮的二层楼见大门口挂了个北京 XXX 公司的大铜牌，一头闯了进去。
在二楼，我找到了挂着总经理办公室的房间，门开着，我往办公室里一扫，房间很大，设施豪华，几个人正坐在沙发上像在开会。
我硬着头皮走进门，开会的几个人诧异地看着我。当时我全身潮湿，挽着裤脚鞋上还有泥。一个年轻女人站起身，问我找谁有什么事。我的经验告诉我，在这种场合一不能胆怯，二要抓紧表达重点，大不了被拒绝赶出去。
我说自己来自五十里远的儿童庇护所，我们遇到了严重危机，想寻求帮助，否则几十个孩子将面临无饭可吃。
年轻女人犹豫了一下，正想委婉拒绝，坐在沙发上一个中年人说让我过去。我的内心一阵激动，多少还有些希望。中年男人说话带有北京口音，他指着对面沙发，让我坐下。
我对那个中年人一笑，说自己衣服太脏。见沙发边上有把木椅，伸手拿过来坐在椅子上。
中年男人示意年轻女人给我倒茶，又让我详细讲一下原因。我赶快把要说的重点讲了一遍，请他援助我们几袋大米。
中年男人问了我几个关于儿童庇护所和孩子们现状的，然后手指着年轻女人说：十袋大米，六十床毛毯，六十双拖鞋，再把洗脸盆洗衣粉毛巾配上，还有厨房做饭的油盐酱醋。现在就办，尽快送去。
我有点不知所措，站起身向中年人躹了一躬。从小到大，我还没有对一个人如此郑重地躹躬。
隔了一天，中午我正在安排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一辆蒙着蓬布的日本皮卡驶进了院子。下来一个年轻人，他走到我面前说在公司见过我，今天来送东西。
我赶忙招呼大点的孩子卸车，自己也去扛袋子。年轻人让开车的司机一块帮忙，很快把车上的东西搬完了。
送走送东西的车，我走进仓库清点物资，发现还有一块太阳能板及配套电池，一个纸箱里全是作业本和铅笔橡皮，纸箱里还放了几只手电。在另一个纸箱中，有一些药品及创可帖和几瓶碘伏。
我给孩子们每人发了一床毛毯一双施鞋，他们抱着东西欢叫着向宿舍跑。杨丽萍站在仓库门口，有些怯意地看着我说能不能给她一床毛毯。
我给了她两床毛毯和一个脸盆及毛巾洗衣粉，她挺着肚子的样子，让我忘了那天半夜她私拿大米的事儿。但我没忘要把仓库钥匙拿过来。
当杨丽萍把仓库钥匙递给我时，她的眼睛里有些不舍，还有一丝异样的神情，我以为那是感激。
我把仓库重新打扫并把物资分类摆放后，来时内心的摇摆终于平静下来，自嘲地咧了咧嘴，心里再次感谢矿山那家援助我们的中国公司。
走出仓库锁好门，我走到杨丽萍住的屋前。到这里的几天，我一直对杨丽萍的身世感到奇怪，如果她出身富有家庭，且做过联合国在当地区片项目的雇员，怎么会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庇护所的铁皮屋里，过着艰苦生活。为什么又要半夜私拿大米呢？
杨丽萍住的屋子摆设简单，一个用木板搭的大床半掩在一块床单下，几张课桌上糟乱放着各种东西， 听到那条遮住床的床单后边有动静，我问：「杨老师在吗？」
杨丽萍回答的声音有些急促和慌乱。过了几秒，她从床单后边走出来，一条腿露在筒裙外，右手握着什么东西，露出一截注射器上的针管。
杨丽萍的双眼明亮又闪烁，脸色潮红，比我初见她时显得好看一点儿，而且精神显得兴奋。我告诉她，我来拿联合国送大米的帐本，她伸手从课桌上一堆杂物中抽出帐本递给我，目光一直在四处游离。
我顺口问她的老公做什么工作，她说在中国，老公是云南人。杨丽萍左手抚着胸口，眼睛怔怔地盯着我。
我意识到气氛不对，立即转身离开了她的房间。
五
又过去了一天，管理员兼老师叶嘎回到了庇护所。
上午十点多，我正领着孩子们清扫院子，一个看上去二十岁，皮肤黑亮、身体稍胖，穿着缅甸筒裙的年轻姑娘站在那儿看着我们。
我问她，「你是叶嘎老师吧？」
她点头没说话，目光不惊不乍，神情非常镇定。我看着她想，这人冷静得像块铁，也不是省油的灯。
我没责问叶嘎为什么丢下孩子私自离开，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把重新排好的值班表给了叶嘎一份。因为之前的志愿者离开了，值班人员安排上，我值守的时间最多，而且夜间值班全部归我。
叶嘎看了看值班表，面无表情地用生硬的汉语说她不懂中国字。我看着她黑亮的脸，告诉她值班表的内容，叶嘎有些意外地看我。不过，她很快就默认了，拿起了扫帚和我一起扫地。
清理完卫生，我和叶嘎坐在屋檐下的桌子边上。我问她家住哪里，叶嘎抬手一指，对着不远处说：「那里」。
在我和叶嘎困难的对话中，我知道了她曾在缅控区上小学，按规定小学六年级毕业即可当教师，于是叶嘎却来到庇护所教佤语。
叶嘎说她十五岁当兵，一年后跑了。她有四个弟弟，她的父亲在她十一岁时去逝，母亲带着她改嫁到了这里。
叶嘎的眼神露出忧郁，这种忧郁的神情在山区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包括那些孩子，似乎天生就是忧郁的。
当天晚上，我在自己的铁皮屋里整理完各种记录，把联合国送粮的帐本理了一遍，算出前几个月大米亏空八百多斤，豌豆少了一百多斤，菜金帐也对不上。算着算着，我愤然把帐本摔在桌子上。
走出了铁皮屋，我看到在黑暗中孩子们住的木屋那边有一个白影，还有像烟头样的火点在晃动，我摸了下腰上的匕首，朝白影走去。
叶嘎穿一身白裙站在黑暗中，她手里拿着一枝点燃的手卷烟，我闻到一股麻古的香味儿。
我走近叶嘎看着她，她黑色的皮肤几乎与黑夜融在一起，如果不是她那黑白分明的眼睛，很难发现她的脸。
「你吸这个？」我惊讶地问她。
黑暗中，叶嘎似在看我，她把手伸过来说：「你想吸吗？味道很好。」
我拒绝了，问她晚上来这里有什么事。叶嘎从背的一个小布兜里拿出一支手枪。「给你，这里很乱。」叶嘎把手枪递给我说。
我知道这里曾经是罂粟的种植区，贩毒及吸毒的人很多，各种因吸贩毒引发的命案时有发生。在金三角当志愿者时，我每天都背着枪。
我接过枪握在手里，凭手感就知道这是把好枪，至少是美产军用枪。我看着吸麻古的叶嘎，心里挺感激，不由地想她并不是一个冷漠的人。
「一天三块钱」，叶嘎接着说。
六
时间时快时慢地过去，快的时候，比如领着孩子们挖一个倒圾垃的坑，清理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又挖了排水沟，把院子中的草砍干净，防止眼镜蛇窜进来伤人。
在我忙碌干活时，杨丽萍与叶嘎就坐在檐廊下，嚼着槟榔吸着麻古，边嘀咕边瞅我。我实在忍不住时，也责问过她俩。
杨丽萍眼睛茫然四顾，手抚隆起的肚子暗示我。叶嘎则说起了佤语，或掏出一支麻古让我吸。我拿她们也就没有办法。
一天上午，村长又举着他那个干电池半导体喇叭，在寨子里边走边喊。当时我正安排孩子们洗衣服后忙着钉晾衣绳。村长喊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但坐在檐廊下的杨丽萍和叶嘎，一直朝我意味不明地笑。
我问杨丽萍村长说什么，她与叶嘎互相对了个眼神，告诉我村长在警告寨子里的全体人民，特别是年轻还没结婚的姑娘，严禁与中国男人接触，包括交朋友，更不许和中国人结婚。
「如果与中国人结婚了会怎么样？」我问。
「赶出寨子，把房子烧掉。」杨丽萍说。
我问为什么这么提防中国人。杨丽萍说中国男人都是骗人的负心郎。儿童庇护所中有十几个孩子是中国男人遗弃的。
「可你不是嫁给了中国男人吗？」我反问她。
杨丽萍愣了一下，目光冷冷地看我一眼，挺着肚子向她住的铁皮屋走去。我为自己说的话后悔，挺没劲儿的。
叶嘎突然笑了。她用手比划了一下肚子，指着杨丽萍住的屋子说：「她的肚子这样了，男人也跑了，被爸爸赶出来了。」
我头上像被倒了桶油漆站在那儿，感到一切模糊。我看着边嚼槟榔边盯着我看的叶嘎，冲她一挥手说，离我远点儿，回你家躲起来。
叶嘎鼓着腮帮子，笑了。
七
缅甸的气候炎热湿润，很适合种菜，但当地人只熟悉种罂粟，种菜技术极为落后。我和几个大点的孩子把菜园重整一遍，种了黄瓜、佛手瓜、冬瓜、大白萝卜以及南瓜。
种这么多瓜的原因是为充分利用空间，少占土地，而且瓜好管理，产量又大。特别是缅甸的黄瓜，个头很大，一个四五斤左右，凉拌、炒菜、煮汤都好吃。
这天，我在翻地准备种土豆。杨丽萍挺着肚子走进菜园，她问我能不能给她点儿辣椒。
我们在菜园聊了一会儿，她告诉我，她初中毕业后就偷着去中国打工，去过东菀、江苏，还去了威海。
我问她在威海干什么活，威海离我家烟台不远。
「搞海带，冬天很冷，手都冻坏了。」
杨丽萍在中国打工时认识了她的老公，「他是管工人的，那时我无依无靠，就和他好了。」半年前，她的老公来过一次，要把大儿子抱走。他们吵了一架，她老公就回中国了。
「前边三个老师为什么走了？」我还想知道一些其它原因。
杨丽萍说一个去矿山了，有人说他开车从山下掉下去，死了；一个是被村长赶走的，因为他和叶嘎好上了；还有一个带着学校的一个女生去中国了，半夜跑的。
我明白了村长为什么举着喇叭在寨子里喊，是因为我来了。
杨丽萍看着我说，村长以前是她爸爸的部下，杨丽萍哀求过他，「我就要生孩子了，只能在这里生。你是主任，别把我赶走。」 她还告诉村长，说我是一个好人。
我知道这里的习俗，女人不能在家生孩子。临产前家人会在别处搭个竹棚，产妇就在那把孩子生下来，而且几天后就要开始干活，根本没有坐月子那回事。
生孩子对一个女人来说是过鬼门关，我在金三角的区片医疗队做志愿者时，知道很多因生孩子死掉的产妇，如果婴儿侥幸活着，也会在羊水还未擦干净时就被卖掉。
我看着挺着肚子的杨丽萍，心想她是一个女人和母亲，得到她家去一趟，劝她的家人接她回去。
第二天中午，阳光很明亮，雨季似在消退。我穿过寨子向东走，杨丽萍的家在寨子的最东边，我去区上曾经在那里路过。
我走进院门，目测院子占地至少有一百亩，我环顾四周，还有一排木质平房，房顶上安放了十几台太阳能热水器，显然是浴室。
我没想到在这个半原始山区，竟有如此现代的家庭设施。我直接走进那栋砖制二层楼，一个年轻人问我找谁，我说找杨丽萍的父亲。
穿军装的年轻人把我带到二楼，他让我等一下。一会儿，我被他领着顺楼梯上了层顶。屋顶上有花草和遮阳伞以及一圈椅子。
杨丽萍的父亲看上去五十多岁，面色显得是那种打过仗的冷酷。他上身穿一件丝绸花衬衫，下身着一条筒裙。
他坐在椅子上，离他几米远有几个带枪的年轻人正在把几箱纸币倒在地上。我忍不住扫了一眼那一堆钱，全是一扎扎人民币和美元。我听说过雨季过后，有钱人会在屋顶上晒钱以防纸币生霉。
我对杨丽萍的父亲说明来意，他盯着我过了一会说：「她是自做自受，跟一个不三不四的中国人私自跑了，还生了孩子，想回来不可能。」
我说：「她年轻不懂事，但她是你的孩子。」
他冲年轻人摆了下手，两个人走到我跟前，拉住我的胳膊把我赶走了。
八
这天上午，第一节课上了一半，我还没听到隔壁班有上课的声音。下课后，我到隔壁班教室没看到杨丽萍。
杨丽萍因为有了孩子加上怀孕，虽然经常迟到，但还没出现过整节课不到的事。我去她的屋子找她，铁皮屋门口站着几个寨子里的女人。
屋子里有个黑瘦的男人，手持一把点着的稻草正在屋里转悠，嘴里还念念有词。我认出他是寨子的巫师，他曾多次站在远处凝视过我。
正在我疑惑时，叶嘎从挂着的床单后走出来，我听到一阵呻吟声，像是杨丽萍的声音。
叶嘎黑亮的脸上还是毫无表情，只对我说杨丽萍在生孩子，可是孩子卡住了。
我顿觉不好。孩子卡住可能是胎儿横位，至少是难产。我问叶嘎怎么不送医院，她说没有人送，也没有车送，区上也没有医院。
我走出屋子站在门口，一个接生的女人满手是血的从屋里出来，对门口的几个女人哇哇说着什么，像是出问题了。
我看着屋里挂着的床单，又听到杨丽萍的尖叫声，随后尖叫声又消失了，像是突然停电的灯泡。
屋子里那个黑瘦的巫师还在念念有词地作法，有人拿来一盆褐色的鸦片，交给巫师点燃驱鬼。我感到这样下去杨丽萍很可能要出事，犹豫再三，我决定再去那个大院，去找她的家人。
走进院子后，我被告之杨丽萍的父亲不在，她的几个姐姐走出来看着我。我说杨丽萍现在难产，生命有危险，让她们赶快把她送去医院。
杨丽萍几个姐姐互相看着，神情胆怯地说着什么，其中一个女人走进木楼，叫出一个穿西装皮鞋的男人。
那个男人对我说，他是杨丽萍的姐夫，他说杨丽萍已经不是家里的人，现在没有人敢做主管这件事情。
我怒火万丈。看着杨丽萍几个想说话又不敢说的姐姐，对她姐夫说：「借我一辆车，我去送。」
那个男人犹豫着看看几个女人，思忖一下，从兜里掏出车钥匙，指着一辆白色皮卡，默认了。
我开着皮卡冲过寨子，在杨丽萍住的铁皮屋门口急刹车停上，接着冲进仓库抓了几条毯子又冲进铁皮屋，在几个女人的帮助下把脸色青白的杨丽萍裹在毯子里抱上车。
叶嘎满手是血的钻进车里，还是面无表情地说：「我跟你去」。
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当我浑身僵硬地把车开到六十里外的一家军队医院时，我的脑子似乎像是已经灌满了水泥，来不及思考任何事。
车未停稳，叶嘎推开车门跳下去往医院门诊跑，几十秒后，她和两个拿着担架的医生急匆匆走出来。
男医生拉开车门，伸乎掀开躺在后排的杨丽萍脸上的毯子，伸手试了下杨丽萍的鼻息，拨开她的眼皮一看，语气冷冷地说：「人已经死了」。
九
安葬杨丽萍这天，她的几个姐姐只来了一个，村长让人找来几块木板，钉了个匣子样的棺材。我又拿出几条毯子把杨丽萍裹上，几个村民抬着木匣子，去山上把杨丽萍埋葬了。
埋葬她的地方没有坟头，也没有碑，只留下一片新土。我去砍了一树小树，把它插入土里，算是一个标记。
大约两个月后，星期天的上午，我正在和缅甸控制区那边派来的两个缅文老师吵架。这两个缅甸女人口口声声地指责我侵略她们的文化，我也平生第一次用山东哩语撒野骂人。
一辆黑色越野车冲进院子，急刹车停下，接着车门一开，一个全身穿牛仔服，脚着黑皮短靴的年轻女人跳下车。
她插着腰，走到两个缅文女老师前，一人给了两耳光，接着用缅语恶狠狠地骂了几句。那两个缅文老师一怔，二话没说，走回了屋里。
看着眼前猛然出现的女人，我认出来了，那天去杨丽萍家，我被赶出门时，曾和她打过个照面。
她走到我面前看着我说：「我是娜果的五姐，你叫我辛娅好了。」
我冷冷地问她有什么事，并未对她刚才的解围心存感激。我对杨丽萍一家的冷漠，极度反感。
辛娅没说话，返身走到越野车前打开后备箱，搬出几个纸箱放在地上说：「给孩子们的。」
她又盯着我说：「谢谢你帮助了我妹妹。」
辛娅说她一直在缅控区那边忙着家里橡胶公司的事儿，昨天回来才得知，妹妹已不在了。她把家里全部都砸了。
她要求到她妹妹住的屋子里看一看。我把杨丽萍住的屋门锁打开，里边的东西一样没动。辛娅在屋子里仔细看着，从桌上拿起一个相框，眼泪刹时涌出。
辛娅告诉我，这张照片是十年前她们几个姐妹在仰光照的，那时娜果上七年级。她说妹妹娜果从小对中国就好奇，几年前偷着跑到中国去打工，实际上是想看看与我们有关系的中国是什么样。
辛娅说：「我们到山上走走吧，我太压抑了。」
她从车里拿出一个双肩包递给我，又拎出一把 M16，我跟在她后边，顺着小跟向山上走去。
山不高，我和孩子们在这儿砍过柴。山顶是块平地，搭建了一个几平方米的木制吊楼，是和尚静修用的，普通人不敢随便进去。
辛娅直接蹬梯走进吊楼，示意我也坐下。她拿过双肩包打开，把东西倒在地上，一些啤酒、香烟还有两个弹夹。
她打开一罐啤酒递给我说：「我爸爸娶了四个老婆，我妈妈排第四，她生了我和妹妹娜果。六年前，我在仰光读林业大学时，妈妈突发疾病去逝了。」
辛娅大学毕业后，回到家就成了家里的管家。家里有很多产业，不仅在缅甸有橡胶公司，还有玉石矿和商贸公司。在泰国也有公司。
她的父亲轮流着在几个老婆住的地方住。因金三角是传统罂粟种植区，她的父亲那一代军人除了打仗，顺便还经营毒品生意。她告诉我，缅北的有钱人，大多是靠毒品发财的。
「我管理家里的生意，至今也没结婚。我爸爸是个极冷漠的人，他教育我，为了家族的产财是可以牺牲我的。」辛娅仰头猛灌啤酒。
「娜果以前很聪明很单纯，她对世界充满好奇。」
我难以想象杨丽萍曾经是一个单纯好奇的人，我看到的杨丽萍是一个挺着肚子、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的女人；她显得无奈、疲惫，脸上透露着绝望，甚至沦落到偷拿孩子们的口粮。
我甚至想告诉辛娅，杨丽萍染上了毒品。自那天我发现杨丽萍手里露出的注射器针管后，我就留意着她，每当杨丽萍神情异常，表现出兴奋、能说会道及向我露出暧昧目光时，我就知道她又注射了毒品。
当然，我没有告诉辛娅这些，这对辛娅及死去的杨丽萍都十分残酷。
辛娅站起身抓着 M16，她站在窗口看着群山与天空，举起枪对着竹林扫射，弹壳一连串的掉在地板上。
发泄完后，她重新坐下看着我问：「我不明白，你以及那些中国人，还有那些欧洲人，为什么到这个没有希望的深山里来？」
我瞪着她想了一会儿，干脆地说：「是为了自己。」
我本想说到缅甸来做志愿者是出于人类同情，但一刹那，隐没于内心深处的东西浮现了，甚至是我说不清的东西跳了出来。
「或者是我就想到这里来做这样的事。」我说。
「至少我要谢谢你，你帮我妹妹去了一个安静的地方。」辛娅真诚地说。
我怔住了，辛娅的话让我意识到，因我所做的事让别人给予的感谢，正是我对世界多疑的原因之一。
「我也要为缅甸做点有益的事」，辛娅说。
我和辛娅下了山，她把 M16 和双肩包扔进车里，又从车里拿出一个小帆布包递我。我疑惑地打开包，包里放着一支崭新的手枪和两盒子弹。
「送给你，这里不安全。」辛娅说完拉开车门。
过了几天，来了几个腰上带枪套的人，他们把杨丽萍住的铁皮屋里的私人物品清理打包装上了车。
当时我正在给一年级上课，一个精练的男人走进教室，把一个纸袋交给我，说是老板让送给我的。
纸包里是五万元人民币还有一张纸条。纸条是辛娅写的，告诉我她去内比都了，钱是捐给儿童庇护所的。
我看着手里的五万块钱想，可以买头猪杀了给孩子们吃了。
备案号:YXX1azPQQeyioL5PamUQ4rK
四个抽烟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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