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愚人

愚人

别相信任何人：黑灯下的灰色故事

我又一次看见二彪。

镇里人说他是个傻子，给他取了外号叫二彪。因为他在家中排行老二，上头有个长他七岁的姐姐。姐姐不傻，长得很美。他还有一位将他当作心肝宝贝的老妈，以及在工地上摔死的老父。当然，这些也都是我初来镇子时的事。

在五年前离开镇子时，二彪已是一无所有。

他像一条黑色的鱼，跃入茫茫人海销声匿迹。我没想到，五年之后他竟然会回到这里……

五年前，我十五岁，和母亲一起搬到这个小镇。

在一个寻常的冬日午后，二彪站在墙角的位置。那里很脏，对面食杂店里的男人喝多了总会选择那一处解手，夏天里骚气浓重，冬天里不大会儿便结成冰倒也没大所谓。二彪是被驱赶了许多次才发现这一处好位置，没人撵他骂他，好像那里就是属于他的。或者说，他只属于那里。

他会一直站到黄昏，等到老妈来叫他回家吃饭才走。那时候已经几乎没有人了，二彪跟在他老妈身后，揣着手低着头，他应该才二十几岁吧，却像个瑟缩的老头，他那快六十的老妈却很精神，走路时脚跟不沾地，如果前面没有那片低矮的平房阻挡，她仿佛就能飞起来似的。

我来小镇那天，从汽车窗里第一个见到的便是跟在母亲身后回家的二彪。他像个陈旧的符号，把整个小镇都拉低了档次，和日新月异的世界划开了界限。

母亲告诫我，不要和镇里的野孩子瞎跑，尤其不要和那个叫二彪的男的说话。我问原因，母亲不耐烦地皱了皱眉：「他是傻的。」

那时我也是行为诡异的少年，有许多常人不能理解的想法和举动。成长的躁动在骨髓里流窜，不能付诸实践亦无处倾诉，憋闷得像只烈日下摇摇晃晃的煤气罐。

他是傻的？呵呵，多像个危险又新奇的物种。

后来的许多个黄昏，我会悄悄靠过去，跟他说几句话。

我递给他一根石林：「嘿，抽烟不？」

二彪摇摇头，视线遮在略长的流海里。

我将他往边上拽了拽，离开那个露天厕所般的角落。他看了看我，略浮肿的小眼睛里有着某种光，那光太奇异，竟刺得我立即别过脸，吞了口吐沫。

我笑了声：「哥们儿，你其实不傻吧？」

他没吱声，我自嘲地干笑了下，我怎么觉着我才是傻子啊，说这种话。

我听镇里人说，二彪是四岁的时候才变成这样的。当时他父母出门做工，姐姐负责照看他，男孩子调皮，一不留神从炕沿上翻了下去，脑门着地，摔晕过去。醒来时就不大灵光了，越长大越明显。倒也不是不能自理，只是智商比常人低很多，小学二年级开始留级，一留留了三年，后来干脆不上学了。打过几份工，难免的时常被欺负被利用，他老妈每天对着他的新伤旧伤哭，后来所幸工厂也不去了，于是整天这样闲散地在镇子里晃荡。

他像个安静的幽魂，但幽魂不会有那样的目光。

说是清澈，倒不如说是一切都无所谓的冷漠。可那冷漠又太明亮，仿佛一旦与他对视，藏在心旮旯里的暗鬼就会惊慌四散，让人忍不住惭愧。

二彪很少说话，也很少笑。好像常人的许多功能都从他身上消失了。

他不是个正常人，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因为我也不是。

「二宝儿，吃饭啦——」他老妈远远地招手喊他，一路飞快地走了过来，白色纸屑被北风卷着在她身后旋舞，远处的炊烟变幻莫测。

我猜二彪的每一天都是以吃饭这件事来标记的，早饭标记着开始，晚饭标记着结束，不同的饭菜标记着无差别重复的明天今日。这样想来，还真他妈无趣啊。

在二彪越走越远的黄昏里，我猛一下踢起脚边的石子，对面食杂店的窗玻璃应声而碎。爽！好像整个世界都清脆地裂了缝。

二彪大约也听到了响声，他在拐角处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

我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才跟二彪渐渐熟悉起来，偶尔他心情不错，也会有说话的欲望。

他说：「聪，你又逃课了？」

我蹲下身，玩着手里的打火机：「学校没意思，我们就是被圈养的驴，老师给我们猛灌饲料，好让我们早点出栏干活。我可不是大蠢驴。」

他微微笑了下，对别人口中的「蠢」或「傻」从不敏感。

我说：「哥们儿，你就这样一直下去，是不是也挺没意思的？」

他说：「嗯，有点。不过这样妈妈不会时常哭。」他说有点的时候，我恍惚觉着那语调带着绝望。

我愣了下：「喂，你可别想不开啊。」

我听说傻人都特别乐观，他们不会杞人忧天，思维简单也便少有烦恼，所以大多会变成胖子。可二彪不胖，甚至略有些单薄。所以我觉得他是傻子里智商偏高的忧郁型，我真怕他想不开。

二彪冲我憨憨一乐，我放下心来，拢着他肩膀，说：「周末别乱走，我带你去看好戏。」

他点点头，把袖子里藏的饼干拿出来和我。有些潮了，但因为「」这个词，它的味道得到了莫名地提升。

那个周六，镇中心小学的教学楼失火了。

我和二彪坐在墙头上隔岸观火。我有点心疼我的打火机，从前的生活留给我的，一只款式古旧的 Zippo，刚刚丢在火场里了。我本想冒险从火团边缘抢救回来，只听嘭的一声，它炸裂开，金属壳子撞在教室的屋顶。我嘿嘿一乐，好像心里那只蠢蠢欲动的煤气罐，也终于爆炸。

如果真需要什么仪式来宣告青春的开始，那这嘭的一声，便是为我而响的礼炮。

「怎么样，酷吧？」我撞撞二彪手臂，那间可是他留级多次的教室，整栋教学楼都已老旧，火势在木头桌椅的煽动下，熊熊而起。

二彪的表情却呆呆的。

门卫老大爷反应还算快速，一边拎着水管跑过来，一边骂骂咧咧：「大周六的补什么课，里面人也不知道走干净了没有，天杀的，这是要人命啊！」

值班的校工这时也都纷纷赶来，场面乱得有趣。我见人多眼杂，赶紧从墙头上溜下去，拍了拍手上的泥，道：「这下学校得停课几天了吧，说不定学生们知道了都得感谢我。」

回头却不见了二彪，我趴在墙头上往里望了望，发现那个瘦高的身影正闷头往火海里冲。我愣了下，丧气地小声嘀咕：原来是真傻。

火是消防队灭的，那时候他们才从半是废墟的教室里救出二彪。他黑头土脸，但好在没有生命危险。其实那间教室里并没有人，学生早走光了，不然我怎么能大摇大摆地放火。可二彪不知道，他觉得一定是他没找仔细，所以一直被浓烟呛晕过去都还在桌子底下寻找着。

二彪的老妈是飞到医院的，那时候病床上的二彪正在被一群人审问。

说是审问，不如说围攻。

学校领导一致认为火是二彪放的，因为现场没有其它嫌疑人，而二彪对那间教室有理所应当的仇恨。

「你老实承认了，老师们都不会为难你的。」校长挡住几个愤怒凶悍的女教师，伪善地诱导道，「如果是你自己，恐怕也不能做得这么利索吧，说说你和谁一起来的。」

二彪淡淡看了一眼挤在人群边缘的我，又轻轻低下头。我心里发慌，不能确定方才他是不是朝我笑了一下。

「二宝儿！」他老妈一声嘶吼，闯入了包围圈的中心，抱住二彪开始嚎哭，二彪轻轻揽住她，说，「妈妈。」

他的嗓音沙哑，但语气温柔无辜，像个四五岁的孩子。其实他从来都像个孩子。

后来我才知道，二彪被火熏坏了呼吸道和眼睛。从那以后他都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像个沉默忧郁的诗人。他老妈赔了学校一笔钱算是私了，而为了他的药费，他老妈和姐姐闹了一场不小矛盾。

家里已经山穷水尽，老妈希望姐姐能伸出援手，姐姐表示家里的经济大权根本不在她手里，老妈让她向姐夫要。最终的结果是，姐姐出了这笔钱，但姐夫却以姐姐偷拿他的钱为缘由起诉离婚。

他们婚还没离成的时候，二彪的姐姐就吃了安眠药，自杀在二彪家的屋门口。

她是半夜时和衣躺在那儿的，脸朝着门的方向，好像故意要让家人一早出门便看见她，看见那双不肯合上的怨怒的眼睛。

而这一切，都是一只小小的打火机燃起的火焰。我心中忐忑，牙根咬得紧紧的，我告诉自己，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只有这样下去了。黑色的蝴蝶翅膀，掀起的只有腥风血浪。

又过了小半年，二彪才又渐渐出现在那处墙角。

他没有什么变化，好像悲伤与冤屈都不能使他更落魄。

我操着口袋靠近他，这次没有好的打火机可以摆弄，他看了我一眼，说：「聪，那天你去哪儿了，我一转头你就不见了，我以为你冲到教室里救人了，就跑进去找你，不过烟太浓了，人没救到，也一直没找到你……」

我瞪着眼睛看他，好半天不能出声。

傻子的世界不可理喻，我从没想到，他冲进火里是因为我。他明知道那火是我放的，可在被逼问时他没有供出我来。或许，他真把我当朋友。

朋友。当这个世界连亲情都淡薄时，还会有真正的友情吗？

二彪他老妈这半年更勤快了，身子迅速地佝偻下去，步子却一点不慢。女儿的丧葬费让她欠了不少债，以至于对钱的渴望更加急切，现在在镇里的工厂做两份工，每天都是一副严肃而愤怒的面孔，像是身体里住进了一只怨气横生的鬼。

她开始寄希望于奇迹，每天都要买几份彩票，双色球和 3D，以及十块钱五张的刮刮卡。凑在彩票站那堆疯狂的男人们一起，像攥住了命运的密码一般用力喊着某一个数字，胀满亢奋的希望，然后一瞬间面如死灰的失望，接着愤愤然地咒骂，最后再用颤巍巍的希望买下下一期的数字。

她已经不再在每个黄昏去那个角落里接二彪回家吃饭，我和二彪便每天在彩票点等着她，目睹这每天重复的起起落落，然后目送这一对母子互相挽着，走进命运那不可揣摩的光影里。

我承认，从前我从不知道愧疚是什么滋味。

但二彪不同，起初我只把他当稀奇物种，调剂自己无聊的青春，可那个黄昏，我觉得我该弥补他些什么。

机会在不久后悄然来临，我有些激动难抑。

那天下着雨，我带着二彪走了四五里的路。他不解，但没有多问。我却反复问了他好几遍，「你看准了是吧，是那几个数没错吧？」

他点点头，很是笃定。

小镇有山有水，但路况不好，这条路靠近临海养殖圈，因为海参在市场上走俏，大家争相把虾圈鱼圈都改造成海参圈，巨大的翻斗车运来一车车垫圈底的石头，在超负荷重压下，这路面常年坑坑洼洼，常年在修护，却总来不及改观。有时候超载的翻斗车被路面上的坑一颠，几百斤重的石头便从车斗里滚下来，开在它一侧的轿车顶顿时瘪了进去，司机的面目消失不见，和车顶一起被石头吃进肚子里。

世界就是这样，坑坑洼洼，充满死亡陷阱。

你不能怨谁，但你也有理由怨所有人。

从翻斗车上滚下来的大石头会被临时堆在路边，等着集中处理。我和二彪搬动着那些石头，有的石头上还残留着干巴的血迹，被雨水一冲，又恢复成了鲜活的液态。它们淌下来，像残羹冷炙的汤汁。

二彪忽然抓住我的手腕，问：「怎么了？」

我愣了愣，无所谓地抽回手，从雨衣袖子里露出的手臂上印着褐色的鞭痕，已经很久远了，却仍这么清晰，可见下手的人多用力。

「疼吗？」他在雨声里问。

我摇头。当我心里充满恨意，也就不疼了。

当那个骑着本田摩托穿雨衣的男人经过时，发现大半个路面都被石头挡住了，只能从剩下那一侧驶过。雨天的行路人心里总是急躁，然而车轮从一个凹坑里还未出来时，突然嘣的一声脆响。

像有人被枪决一般，车胎爆了，摩托歪倒下去，人也摔在一边。他正挣扎着爬起来，我猛地从石头堆后面冲出去，一棒子将他打晕，从他怀里摸出那张不及巴掌大的纸，再把自己事先买好的彩票替换进他衣兜里。事情顺利进行完毕，我拉着二彪一路跑回镇里。

二彪很被动，我明显觉得拉他拉得很费力。

一直到一个可以避雨的公交站台，他终于甩开我，呼哧呼哧地往回走。

「喂！」我喊他，「我这可是为你抢的，你老妈每天疯了似的，不就是为了能中奖？」我把彩票硬塞进他怀里，然后扭头就走。

很多年后，当我向警察说起这些细节时他们都不肯置信，他们不信的是，我会对那笔巨额的奖金不为所动。我不屑地笑笑，他们忘了，我和二彪一样，都不是正常人。在普世的价值观里，我们都是傻的可笑的愚人。

否则我怎么会想尽办法让身家不菲的父亲破产，从而让母亲再无留恋地离开他。

对于一个对我仗义的傻瓜，我拿什么回报他都不为过，何况是我并不在乎的金钱。

我走在大雨里，第一次觉得，这小镇和我的人生并不是那么无聊。

事情是这样的。

那时候互联网还没如今这样普及，二彪被嘱咐按时从电视上把双色球和 3D 的中奖号码记在一张纸上，他老妈有时上夜班来不及亲自去彩票站，就捏着二彪的纸条，戴着老花镜在昏黄的灯光下，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对，一遍又一遍，神经质的执着。

在我陪二彪去彩票站等他老妈的某个黄昏，看到那个男人和彩票站的老板在吵架。那男人好像是守号守了几年了，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数字，但他坚持说是死去的先人托梦给他的。因为每次都买一样的号，也就不会盯着自己那张纸看，只关注公布出来的中奖号码。昨天他才发现，老板给他打错了一位数，且连续几天都是错的。他笃信，就是这样的错误破坏了他的运气。

那男人我认得，是食杂店老板娘的丈夫，每周的这一天，他要回城里前妻那里看他的女儿，第二天再回来，雷打不动。

两人吵得很凶，我看得津津有味。

最后那男人抓了打出来的彩票气呼呼走了，彩票站的老板在身后骂：「臭德行，一辈子中不了！」

第二天二彪一如往常，手里捏着一张写了串数字的纸条站在那处墙角。我知道那是他给他老妈抄的中奖号，可瞥见那串数字时，我嘴角不由得飘飘带笑。

赌一把吧，看我们截不截得到他，和他身上的彩票。

抢彩票和抢钱不一样，我可以当作自己只是抢了一张纸。

很幸运，一切都没来由得刚刚好。不幸的是，那男人差点死了。

一辆运石头的翻斗车无路可走，只得挤在我们留出的那半条路里慢悠悠驶过，大约是雨太大遮蔽了视线，以至于司机没能看见路边的摩托和摩托边的人，或者他明明是看到的，却懒得惹事上身，于是闷头前进。

车轱辘在坑里一滑，一块并不大的石头滚下来，砸在那男人脊柱上。

当时二彪就站在马路对面，他眼看着翻斗车轰隆而去，然后冲进雨里，把石头从男人身上移了开。男人因此保住性命，却也从此下肢瘫痪，成了个不能自理的残废。他没有感激二彪，在二彪跑到他跟前时，他便看到二彪手里攥成一团的彩票，咬着牙发抖。

男人报了警，说是二彪打晕他，抢劫他。

现场再无他人，二彪再一次被人赃并获。

讽刺的是，那张彩票并没有中到巨额奖金。彩票老板这一次把从前打错的那一位数字纠正过来了，它有 5+1 位数字吻合，只有区区三千元奖金。

我不知道，我和那个残废掉的男人哪个更懊恼。

但在二彪被拘留的第二天，他老妈便去派出所自首了。

「是我沉迷彩票，是我鬼迷心窍，我儿子他做不出这种事！」六十岁的老妇越哭越萎缩，好像挤掉了所有水分，将要变成一只干枯的茄子。

二彪解释不清楚，警察也更愿意相信，是他老妈的主意与背后指使，而这个即将失去监护人的傻子，要被送到心理医院。

我蹲在二彪常蹲的那个墙角抽着一根石林，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想帮他的时候，却依旧是害了他。命运好像有意为难，不叫他走一步安稳快乐的路。

而我，终究只能是只黑色的蝴蝶。

不久之后，法院便宣判下来。二彪的老妈被判了十年，镇里地方有限，只有男监，她被转移到市里的女监。而二彪，在被送往心理医院的路上逃掉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缓缓地吐出一口烟。

这一年，我十七岁，我欠了一个人一笔债，一笔很大很重的债。

五年后二彪回到镇里的时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他去了食杂店，给了老板娘一笔钱，他什么也没说，又走到那个墙角，静静插着手站着。

他像在等什么，却又好似什么都没等，也根本没有离开过。这五年里，他就一直在那里，既淡漠又无辜地，看着世人的蝇营狗苟。

可我却一直在等他。

我走过去，递给他一根石林：「哥们儿，抽烟不？」

他摇摇头，笑笑地看着我。

我看着他的眼睛：「你恨我吗？」

我仿佛听到他轻微地叹了一口气，静了会儿，他说：「我去工地上出大力了，他们对我特别好，和聪一样，做什么事都带上我。我攒了钱拿回来，给老板娘家，希望他们不要生气。」

我眼眶一热，揽住他肩膀：「嘿，哥们儿，知道吗，十五岁前，我觉得我想毁灭世界。」

那时候父亲经商，家里飞速富有起来，他却每每带回一身酒气，我和母亲是他的陀螺，他用皮带抽着我们，说我们是蛀虫，只知道享受，一点用也没有。后来我便做了次真的蛀虫，把他盖的那个小区的真正施工图卖给记者，那图纸上猫腻太多，与公示出来的数据完全不同。被他坑骗的购房者把他堵在公司门口，举着合同和菜刀，要求退房。

资金周转不灵，那个盘烂在了他手里，巨贾一夜间也可以变得负债累累。

母亲带我离开的时候家门口还有盖楼的工人静坐着索债，我们只能逃到偏僻的小镇，猫起来生活。可是走出那个家门的时候，父亲恶狠狠地甩了我一皮带，说：「兔崽子，要是让我知道，这事儿是你搞的鬼，我一定弄死你！」

他凶狠得如此真实，他的亲生儿子，那个十五岁的少年，其实已经在那个眼神里被杀死了。

我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什么真情，一切都是虚无。

那些为虚无而拼尽力气的，也都是大傻子。

「你别告诉我，你还信这些狗屁东西。」我仰头望望二彪，嘴唇动了动，终于说，「实话跟你说吧，你姐姐自杀之前，我听见她跟你妈吵了一架。」

我的手在他肩头紧了紧，我是在用最后的力气拉他一把，想将他和我拉到同一个世界。

那是小学失火事件后的几天，二彪的老妈找他姐姐拿钱，姐姐为难，同时也不甘：「这些年我为家里做了那么多事，就连结婚，也只是因为他家给的彩礼多你就不管不顾地答应。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我不能一辈子都为他活着。」最后一个他，指的是二彪。

二彪的老妈没什么表情：「这是你欠他的。」

「我不欠他！就算欠，也早该还清了！」姐姐咬唇瞪着母亲，笑了一下，「当年我为什么把他从炕上摔下去？不就是因为你们太偏心。什么都围着他转，我就是这家里的下人一样，供你们使唤。我一直不觉得你们对我有任何亲情，早知道当初就该再用力一些，直接把他摔死，就像爸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一样，脑袋都摔得稀烂，省得连累我这么多年，到头来，你的眼里还是只有他，我也只是你的钱袋子……」

啪！母亲一个巴掌甩了过去：「说出这种话，你还是个人吗？你还不如早点死了！」

姐姐的唇角动了动，把一张银行卡放在窗台上，「密码是弟弟生日。」然后转身走了。

后来大家都知道，那笔钱是她从丈夫那里偷拿的。

然后，她按母亲的话，死在了自家门口。

这就是所谓亲情，一个想要摔死弟弟，一个逼死了女儿。我说完时，阴阴地望向二彪，「听明白了吧，你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你姐姐害的，你不是不小心掉下去的，而是她故意把你摔到地上的。」

他的眼神依旧安静，「我知道。」

「我很小就知道，」他说，「可我不恨她。」

他再没说话，我也不再问。我想我一直误会了他，他眼神里那份光芒不是淡漠，而是通透，因为透亮到直通灵魂，所以才如此刺目。

我害他两次，让他一个个失掉亲人，于是我留在原地等他，把这里当作了囚牢。我想我们是可以结伴为生的，因为这世间只有他还能毫无怨怒地接纳我。可不巧，我没能将他拉进我的世界，却险些让他将我拽进他的世界。

那个愚人的世界。

我离开小镇时，长途大巴走的依旧是那条临海公路，路面却不再像从前那样坑坑洼洼。

二彪整天整天在那条路边守着，翻斗车上滚下东西，他就飞快冲过去，把石头挪走，车少时，便拎着铁锹填平路面。镇里领导觉得他智力也不是太差劲，也就没有动了将他遣送回医院的念头，每个月还给他发放点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