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让人贴近真相还是更远离真相呢？
舆论到底是让人更贴近真相还是更远离真相？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分享一个我经历的真实案例。
作为一位从业 7 年的刑辩律师，经办的卷宗能堆满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也遇到过很多在审判结果出来之前，舆论就已经将人定罪的情况。舆论的可怕之处在于其对真相选择性忽视。
作为一名律师，对我来说不管舆论倒向哪一边，证据永远是一名律师的风向标。接下来要讲的这起案子，就差点因为舆论的导向而成为冤案。
证据。证据。证据。重要的事儿说三遍。
我们业内有过说法，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一个律师如果手上没有证据，就算再能言善辩，都无济于事。以前经常有人说我性格内向，怎么做的律师。其实这是对律师的一个误解，律师该是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句句在点子上。
甚至可以说，有些诉讼的战场以和胜负其实不在法庭上，而是在诉讼前的证据收集上。一个律师走进法庭有没有底气，其实在于看手上掌握证据的多少，有几分把握能在质证环节指出对方证据的问题。
所以，律师一定要想方设法找证据，哪怕是反复阅卷，或者自己去调查取证。没有证据，就无法确定当事人真的陷入冤案。
接下来这起案子，就很有可能因为权力监督不到位，而成为冤案。万幸的是，当事人阴差阳错保留了证据，所以某些贪赃枉法的人将案件制造得再完美，也无法代替真相。
2013 年 11 月 21 号，十几个人围住法院大门。这些人的年纪都在四五十岁左右，手举纸板，上面用毛笔写着：「司法公正，严惩凶手」。
有些大爷大妈站得累了，就放下纸板，垫着屁股坐下去。
看这架势，肯定是冲我的案子来的。
我瞅着这群人手舞足蹈的样子，心里忐忑，好在他们不知道我是「那个案子」的辩护律师。
接下来，我必须故作轻松，缓慢地朝大厅走去。
谁知道，我的助理看到法院门口国徽庄严，内心澎湃激昂，挥动拳头对我说：「有没有杀人，证据说了算，坚决干到底！」
之前喊口号的大爷大妈，一听这句话，瞬间找到攻击目标，朝我们身上扔打火机。有两位大爷冲过来要打我们，看到有法警，两人连忙刹住脚步，法警一回身，他们又想冲过来。
其他人继续嚷嚷着口号：「花季女人惨死家中，律师助纣为虐，平民哪来安全感。」
我拉住想上前理论的助理，在法警的帮助下，迅速踏上台阶，逃离人群。
好不容易躲到大厅门口，我回过头，两位大爷正蹲在地上捡拾打火机。
引起大爷大妈公愤的，是一名刚满 19 岁的青年，今天是他的庭审日。
青年叫戴小雷，被检察院以控强奸、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此时他目光呆滞，站在被告席，将身子往另一侧倾斜，又被法警推回去。
就在三个月前，他还和朋友在一块喝酒吹牛，将县城里的大混混乐哥作为榜样：「我要混得和乐哥一样，砍人只关几天，50 岁的和十几岁的女人都睡过。」
听他吹牛的朋友名叫秦曦，比他大 3 岁，13 岁开始踏入社会。在戴小雷眼里，秦曦算是老江湖了。
案发当天，秦曦对戴小雷说，最近手头紧，恐怕连上网的费用都得敲诈小学生，实在太跌份。
他接着告诉戴小雷：「好在我会『看风水』，我爷爷给我留了块罗盘，我用它发现一块宝地，住那儿的人非富即贵，去弄点小钱花花不成问题。」
就这样，秦曦负责找作案地点，戴小雷负责开锁，两人一拍即合。
很久之后，秦曦坦言，看风水是假的，罗盘也是假的，只有他不太会开锁这件事是真的。
秦曦所谓的宝地，是一片洋房小区，全是好车出入，小区有保安巡逻，他们翻墙才能进去。
两人的原计划是一起行动。但在进入小区后，秦曦发现，高档住宅的门锁不一定同样高档。随后他向戴小雷建议分头偷窃，理由是：「我俩穿得不像有钱人，别引起保安盘查。」
戴小雷同意了，并且约定：「下次咱们再来，要和他们一样穿西装，夹公文包。」
戴小雷找到了自己的目标，那是一栋 4 层别墅，大门上锁。而秦曦选择了隔壁那栋。
一般的 A、B 级锁，戴小雷用胸针、口香糖、锡箔纸就能打开，所用时间不会超过 1 分钟。
那天戴小雷仅用 30 秒，就打开了别墅大门，「一看就是有钱人的装修，大理石的门框和电视背景墙，沙发、电器都是好货。」
从房间粉红色的装修风格来看，屋主应该是女人。戴小雷特意来到卧室，用被子裹住自己，「我从来不知道女人这么香。」
此时戴小雷似乎忘了自己的主要目的，依旧赖在床上。而他的同伴秦曦，已经在另一栋别墅中偷盗了 20 万元港币。
数分钟后，戴小雷起身，他总算准备干点正事儿——从屋主电脑下边的抽屉里翻出 2000 元。
他也不是没想过把电脑拿走。「太重了，而且我听人说过，超过 2000 会被判刑」。他只敢从抽屉中拿出 500 元，这是精心计算的数额，「我们那嫖娼价格差不多这个数。」
戴小雷躺回床上，女房主贴身被褥的味道使他冲动。他把视线又移回到电脑，心想里边会不会有女房主的 QQ 号。
他对着枕头深吸一口气，起身摁亮台式机的电源开关，「屏幕上她的照片很漂亮性感。」
戴小雷记下 QQ 号，然后在电脑里翻找出一个叫「股票资料」的文件夹。
他很好奇，想知道如此年轻的女人，是靠什么股票发家，住那么好的别墅，「我自己也可以跟着买嘛。」
他点开文件夹，里面没有任何股票信息，只有一段视频。
事后来看，戴小雷此时的最优解，是立刻关电脑走人，但他没有。
他的选择是，脱下裤子，对着屏幕上女房主的性爱视频开始自慰。
戴小雷是个令人难以捉摸的窃贼。自慰过后，他将擦拭用的纸巾，扔在了电脑桌下，「我就是希望她看到。」
第二天下午，在家里睡觉的戴小雷被几名警察扑上来按住。随着一阵剧痛，他睁开眼睛，看到自己被上了手铐和脚镣，警犬在一旁伸出舌头喘气。
他一脸茫然，问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回答他。
随后他被押了出去，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众指指戳戳——你说平时小偷小摸就算了，还强奸杀人。前几天我家丢了个保温杯，还没来得及找他算账。
被押到警车旁边拍照时，戴小雷的头撞在车门框上，脑袋里一片空白。警方如此大阵仗，出动了三辆车、十来名警察、一条警犬，还带枪。
戴小雷拼命回想自己犯了什么大罪，能想起来的只有那 500 块钱。
他抬起头问民警：「你们是不是误会了，我偷来的钱还藏在凉席下面，一分没花，你们现在去翻出来，帮我还给失主。」
民警把他的头摁了下去。
戴小雷被抓后，来了一拨人，把他家翻了个底朝天，电视电脑甚至老式影碟机都被砸到稀烂，柜子里的衣服被扔得到处都是。
第二天，警方的通报出来了，「8.26 强奸杀人案从立案侦查到告破不到 24 小时。」
此时的戴小雷已经被带进看守所，那里不太欢迎强奸犯和小偷，这两项罪名戴小雷全占了。仓里老大给了他四个耳光，戴小雷蹲在墙角不知所措。
整个县城都在讨论这个案子，沸沸扬扬，各大中小学把戴小雷作为反面教材警示其他学生。
县电视台专门制作了案件专题，把戴小雷的照片，年龄，以及过往不良嗜好都曝光了，还请来了戴小雷的初中班主任，在镜头前分析他的性格特点，讲述「杀人恶魔」的前世今生。
初中班主任为了表明自己的判断具有可信度，在节目末尾，特地鞠了一躬，声明自己是押中过中考作文题目的老师。
节目播出的那几天，戴小雷家门口被倒了各种垃圾，墙上涂着大粪，楼道里的灯也被人打碎。
在夜晚，酒精使「正义感」化作实际行动，喝醉的男人们来到窗户边，对戴小雷的母亲喊：「你儿子可以弄别人，那我也可以弄你。」
戴小雷母亲蜷缩在床上，偷偷报了警。警察过来，说不是什么大事，登记完信息便捂住鼻子离开，因为墙上的粪便实在太臭了。
那段时间，戴小雷的母亲经常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头次亮相荧屏的儿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也不明白。
戴小雷被押走那天，她愣在原地，警车开动后，她才反应过来，自己应该追一追。
她还记得儿子被押走前，对她说的那句话：「妈，我是不听话，但我没有杀人，你要救我。」
最终她选择相信戴小雷：「他爸没去世之前，两个人经常吵架，一吵架他就说要进厨房拿刀砍死他爸，其实是躲在垃圾桶后面哭。杀鸡杀鸭都不敢，你说他杀人？」
戴小雷的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45 岁才有了戴小雷，55 岁因病去世，家里本就不宽裕，为了给丈夫治病，家里还欠下不少债务。戴小雷从那时起变得叛逆不懂事，经常在校打架，打不过的情况下，一般选择回家喊母亲帮忙。
戴小雷的母亲决定反击。
她跑遍整个县城的律师事务所，却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接这个案子，勉强愿意接的，价格高到让她无法承受。
无奈之下，她只能去找省城的律师事务所。
我遇到戴小雷的母亲时，她双眼红肿，还没开始说话，就蹲下哭了起来，让我一定要接下这个案子。
我让她站起来说话。她怕我不帮忙，一再强调自己是我朋友的亲戚。
我问是谁，她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为什么整个县城都没有律师愿意接她的案子？即便案件复杂，毫无胜算，也不至于如此。
「他们可能忌惮死者哥哥的势力，他不是什么正经人，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了解原由后，我接受了这份委托。越是不见天日的案子，我越想试试。
当天下午，我和戴小雷母亲一起坐车到了案发县城。
我对这里早有耳闻，经常听到当地有黑恶势力参与寻衅滋事。
大巴车才到站，一群摩的司机冲过来围住车门，有个女生当场被吓哭。的士司机听说我要打表，直接让我下去，说他们这里没有这规矩。
这一番乱糟糟的景象让我莫名心慌。为安全起见，我找了当地最好的酒店住下。
尽管如此，我还是免不了被滋扰。大概晚上八点，我正在看电影，门外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随后房间门突然被打开。两名穿制服的民警径直进入房间。
他们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直接告诉我：「有人举报酒店有卖淫嫖娼行为，例行检查，你老实点。」
我围着浴巾，站在原地，任由他们搜查，相当老实。
他们掀开床上的被子，又跑去洗手间看了看，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接着让我出示身份证：「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指着电脑屏幕：「在看电影啊。」
其中一名民警将我的身份证扔在桌上，他又重申了一遍：「老实点。」
他们走后，我不再老实，走出房门观察了一下，发现警察查完我这里，就再没有去过其他房间，反而直接下了楼。
这是我第一次过来办案，在当地更没有得罪过人。我想来想去，只想到 20 分钟前，戴小雷母亲曾过来给我送水果。
我感觉不对劲，赶紧退房，在没摄像的地方换乘的士。确定没人跟踪后，住进一家不需要身份登记的小旅馆里。
来之前，我只是觉得要尽量保障当事人的基本权利。这时我才知道，这个案子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
戴小雷母亲送水果时告诉我，她在家里经常遭到不明人员的恐吓，防盗门被撬了好几次，再也待不下去。她跑去亲戚家将就几晚，看着亲戚脸色不对，又去天桥下凑合了一夜。
旅馆老板娘以为我是过来做生意的，说到治安问题，主动谈起戴小雷的案子：「你想想，第二天案子就破了，如果不是死者那边有关系，平时哪有这效率？我这里丢了东西，也有监控，两三年了都没半点声响。」
这一点我倒不认同，警方对命案自然要重视一些，他们本来就有「命案必破，重大案件不过夜」的说法。至于小案件实在是人手不够，这个需要理解。
老板娘一脸不屑，「你知道死了的那个女人是谁吗？」
「不就是他哥是你们这里的企业老板嘛。」我故意套她话。
「一个烂仔怎么当的老板，还不是因为他妹妹的关系，这几年才飞黄腾达的。告诉你吧，那个叫戴小雷的杀人犯，算是碰到硬茬了……」
与此同时，戴小雷在到监舍的日子也不好过。犯了强奸案，又是小偷，里边没人瞧得起。
一个不到 50 平米的监舍，住了二三十个人。戴小雷事后回忆：「我刚进去，就给那个叫『刀疤刘』的老大扇了 4 耳光，其他人过来踢我屁股。」
戴小雷之所以遭受这些，是因为囚犯们一再逼问强奸细节，而他答不上来。
动完手以后，刀疤刘还是问他：「你到底怎么强奸的？」
戴小雷说：「我真的没强奸。」刀疤刘再次向小弟们挥手。
「我生不如死的时候，监舍里进来了一个新人。就很奇怪，刀疤刘对这个新人很客气，也没人说要修理他。」
更奇怪的是，这名新人似乎对戴小雷很有好感，主动过问他的案情。
戴小雷深受感动，边哭边说自己的遭遇。
新人教他采取迂回战术，先避免皮肉之苦，再伺机行动。那人拿出不应该出现在监舍的纸笔，在上面写写画画，标明了房间的位置和具体路线，「我觉得你说死者是被你掐死的最好，如果是被砍死的话，法院会判得重一点。」
戴小雷知道坦白的程序是这样的，得事无巨细地供述自己的罪行，「但我没有杀人，我真的没有杀人。」
「不管有没有杀人，拿来保命用的，万一扛不住了，就是你最后的锦囊，主动出击总比任人宰割要好。」新人把纸塞进了戴小雷手里。
第二天，戴小雷继续被提审，民警第一句话就是，「你想清楚了没有？」
「要不你们再仔细查查？我真的连死者的面的都没有见过，现在真凶肯定躲在被窝里偷着乐，你们去把他抓到好不好？」戴小雷哭泣的样子很有特色，嘴巴微张，双唇向前撅，看起来有些怪异。
民警推测戴小雷的杀人经过：「你 8 月 26 号下午去死者家里行窃，见到死者照片，心存歹念。回到家里，你心有不甘，晚上又潜回死者家中，性侵后还掐死了她。」
这和「新人」的说法一致，曾经有那么一刻，戴小雷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选择性失忆，真的做了那件事。
戴小雷被羁押后的第十天，我去看守所要求会见。
看守所以「犯罪嫌疑人正在被办案机关提审，无法安排会见」为由，拒绝了我的请求。
我让他们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什么时候能结束提审。他们说，「事关案件机密，不清楚，也不便泄露。」整个下午，我就坐在看守所凳子上玩俄罗斯方块。
期间我搬出法条和他们理论，《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规定》第 4 条明确说了，「因侦查人员正在讯问、没有会见场所等特殊情形无法及时安排会见的，看守所应当向律师说明情况并在 48 小时内安排会见。」
之后我到检察院和司法局进行投诉，得到回复都是「我们会着手调查，你先回去等消息。」我发现投诉的真正意义在于——换个地方玩俄罗斯方块。
戴小雷的母亲一天打好几个电话，问我戴小雷的状况，每次都哭着说他从小没了父亲很可怜，也不知道在里面有没有受苦，让我一定帮忙照看。
我不敢说自己没有见到人，面对她在话筒里的追问，我闭着眼睛，说事情得一步一步来，随即找借口把电话挂了。
思来想去，我觉得自己总要做点事情做，去辖区派出所碰碰运气也好，看能不能找到有利的线索。
派出所的民警倒是干脆。我拿出证件和材料，说要查看一下戴小雷有没有犯罪前科，他们马上就给查了。
我在资料里看到戴小雷有过三次行政拘留，其中两次都是因为盗窃不构成犯罪。
这两次分别为偷窃班主任的口红，以及一根不到三米长的钢筋。除此之外，有一个重要信息，每次作案，他的同伙都是一个叫秦曦的人。
我让朋友查了下秦曦的情况，对方说此人前段时间因为盗窃被拘留了三天，随即被释放。我核对了下时间，正好是戴小雷被抓的那几天。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见到戴小雷，以便找到秦曦，了解更多情况。
我再次硬着头皮来到看守所申请会见。民警接过材料，说落款的「律」字只印了一边，不行。
我心里打起退堂鼓，给主任打去电话，说自己进退两难。主任说他在小地方没有什么人脉，要是我实在办不来，就早点回去。
整整一周多，我待在房间看无脑爱情剧，没几分钟就想砸烂电脑和椅子。能说得上话的人，就是搞卫生的阿姨，她每天来问我一次，「今天退房吗？」
到了第十天，我终于忍不住说了句，「退！」
我马上订了回去的火车票，但付款时纠结好久，觉得这样太丢人，于是咬牙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个星期，如果还是不行，就给戴小雷请北京的律师。
9 月 19 号，我给自己定的一周期限到了，正在床上翻来覆去，想怎么和戴小雷母亲开口。
这时，家里对我最为关照的长辈打来电话，问我中秋节要不要回家，给我留了糯米团子。
我憋不住，哭了起来。
长辈问了情况，愿意帮我介绍人脉。十分钟后，我收到了短信，里面有两个号码，第一个是检察院原检察长；第二个号码我手机里有，是我父亲的哥们陈伯伯，只是没想到调来这里做了县领导。
我先拜访了检察长，说话间他就给检察院以及看守所两边都打了电话。
再次去到看守所，接待我的是两个副所长，刑侦大队副队长也在。
铁门开了，我快步走向戴小雷。
他的头有点大，走近点看，原来是脸肿了。
我问他是不是生病了。旁边的民警连忙抢话，说没有生病。戴小雷看了看民警，又看了看我，结结巴巴重复：「没有，没有生病。」
我对民警说，自己有单独会见的权利。
等民警离开后，我马上对戴小雷说出几句话：我是你母亲东拼西凑花钱请来的律师，是唯一信任你，并且能帮你说话的人；如果你没有杀人，一定不要承认；案发时，一共有几个人在场？你手头有没有什么证据。
戴小雷说当时有两个人，秦曦在隔壁那栋楼。「我没有杀人，只偷了 500 块钱。有个视频存在 XX 云里，不知道有没有用，账号是我名字的拼音。」
我问他，有没有和警察提起过这段视频，里面是什么内容？
「是个黄色视频，里面的女人是房主，男人我不知道，只是觉得拍得真实，看得很过瘾。我没有跟警察说我拷贝了，怕罪加一等。」
之前旅馆的老板娘说过，死者和当地公安副局长的关系不一般。我在想，这个视频是否和副局长有关系，赶紧让戴小雷说出云盘密码。
「我想不起是哪个了。」他闭着眼睛苦思。
我让他快点想，这事跟他小命息息相关。
他睁开眼睛，看着我说：「云盘很少用，所以不是用的常用密码。是不是那个呢……」
没等他说完，外面响起脚步声。我立刻用严肃地语气叮嘱戴小雷，我是唯一能救他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要把我们的谈话内容说出去。
一分钟后，两位民警过来，带走了戴小雷。戴小雷起身的时候，还把双手往我这边伸，像是要递给我什么东西。
我摊开双手去接，发现什么都没有。
为了找到秦曦，我费了不少周章，县城里所有的游戏厅，KTV，网吧全找遍了，完全不见踪影。没想到，最后会在献血车旁找到他。
我刚到车旁，就听到护士喊：「秦曦，你是要电影票还是要伞？」
车上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男子，留着长碎发，正在用棉签按压针口。
经过一番打量，我上车对他说，「怎么你也在这里，我是戴小雷的朋友，上次我们还一起玩过游戏。」
秦曦愣了愣说，哦，是你。
我把秦曦带到一家中餐厅。聊到案发那晚，他说两个人碰头后，自己手里拎着一袋钱，而戴小雷手里空空如也。
秦曦说到一个重点：「但他很得意啊，说在电脑里找到一个很刺激的视频，还在那撸了一把。」
第二天下午，两人就被抓了，秦曦是在宾馆里被抓获的，而戴小雷是在家里。
「你还真屌，我们这里的案子你居然敢接。」秦曦点了一根烟，把脚拿到凳子上，像教训小弟一样对我说，「你可要小心点。」
「偷了 20 万港币怎么才关几天就出来了？」
「我他妈怎么知道，有人说钱给我退回去了，只要我口供时说只偷了几百块，过两天就可以出去。结果我出来就听说戴小雷强奸杀人了。」
我问秦曦是否知道，自己偷的是谁的钱。
他甩了甩头发，说不大清楚：「我给你讲，那里住的全是些惹不起的人。」
后来我们聊到了献血，秦曦说自己没做什么好事，来这里算是积德。
我接了一句话：「愿不愿意多积点德，来法院出庭作证。」
「你当我傻吧？你不知道这儿的水有多深？」秦曦把烟往烟灰缸里摁熄了。
我心里总算有了底，当前首要任务，是问出那段视频的云密码。
紧接着我得到消息，检察院已经对戴小雷提起公诉，才过去二十几天时间，这速度很快。
在检察院的材料里，我看到戴小雷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的口供：他承认，自己先是偷了死者抽屉里的 500 块钱现金。由于贼心不死，晚上 11 点左右，再次溜进小区，对死者进行性侵后杀人灭口，掐住死者的脖子，导致其窒息死亡。
可能是案件就要被公诉的缘故，我和戴小雷的第二次会见进行得很顺利，不过有民警在场，给我的时间很少。
这一次会见最为关键，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我都得问出云密码。
我原本打算开庭时，当着法官的面，让戴小雷说出密码打开云盘。后来想想，法官应该不会让我在法庭上公然播放黄色录像。而且就算视频里的男人是副局长，也只能证明他有生活作风问题，与案件没有直接关系。
戴小雷的状态没有上次的好，没精打采，见我来了，随口打了个招呼。
我对他眨了眨眼：「秦曦说你偷了他的游戏账号，那个号他买了几千块的游戏装备，如果你不说出密码，他就要弄死你妈。」
戴小雷明白我的意思，顿时来了精神，讲了两串数字，说应该就是这两个当中的一个。
我记下来之后，告诉他检察院的证据有瑕疵，现场虽然有他的精斑，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离开会见室之后，我去见了做县领导的陈伯伯，聊了些家庭近况后，陈伯伯说这案子他不过问，让我自己办。
我问陈伯伯，如果案件牵涉到公安局的副局长，怎么办？
「他啊？如果你手头证据充足的话，就按程序走，不用怕。」
当时我听完这句话，只是觉得放心很多。
经过核实，视频中与死者发生性行为的男性，确实是那位副局长。那段视频被我拷贝了好几份，我像拿着一个烫手山芋，冒然去举报的话，怕走漏风声，对方狗急跳墙引来反扑。
那之后几天，我又陆续接到几个陌生电话，对方明显是些混混，夹枪带棒地威胁我：「你别管我是谁，你少管闲事，我们已经给足你面子了，别到时候你收不了场。」
有次走在街上，几个混混操着棍子向我这边走来，我见势不妙，扒上一辆摩的就跑。
出于安全考虑，我不得已托中间人，联系死者那位当「大混混」的兄长，打算好好谈谈。
我们在一家茶楼见面，死者的兄长自称「乐哥」，虽然穿衬衣打领带，却卷着衣袖，手臂上有很多刀疤。
我问他，为什么找一个律师的麻烦，人又不是我杀的。
「我妹妹是我最亲的人，她为了我付出了很多，谁救杀我妹妹的凶手，就是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他把茶杯的盖子往桌上一扔，说已经够给我面子了。
我知道他是有点忌惮陈伯伯，继续解释：「如果你妹妹不是戴小雷杀的，而是另有其人呢？」
「当然是谁杀的找谁麻烦。」他说。
我递给他一个 U 盘，里面是他妹妹的视频。我告诉他，戴小雷并未杀人，只是被人拉去当了替死鬼。「如果你觉得随便找个人，就算替你妹妹报仇了，那当我什么都没说。」
过了半小时，他给我打来电话，说暂时不会找我麻烦，但如果我无中生有，他不会放过我。
我对他开了个玩笑，说戴小雷还挺仰慕他，这事搞清楚了，可以认他做大哥。他骂了句脏话。
紧接着，我以死者的小区为中心，一直覆盖到戴小雷家中，跟每一家商铺的老板拷贝案发前后两天的监控视频。这些视频里，我只发现了戴小雷第一次前往死者家的身影，以及第二天才被警方带走的画面。
就在我对无罪辩护有了很大信心的这几天，戴小雷正经历着他最绝望的时刻。
他以为我已经放弃这个案子回去省城了，情绪崩溃地在看守所大吼：「完了，我死定了！」
不幸中的万幸是，戴小雷的同仓们总算对他好点了。
他们得知戴小雷已经认罪，而且有可能是死刑，怕这人突然发狠劲，拉个垫背的。
戴小雷知道，这些「小弟们」的殷勤，只是在提醒自己，「真的要上路了。」
距离开庭的日子越来越近，其他嫌犯开始管戴小雷叫「老大」，虽然这位「老大」经常缩在角落痛哭。他是仓里唯一可能被判死刑的人。
其他嫌犯看不下去，纷纷给他支招，「万一被判了死刑，你得把以前做过的案子供出来，尤其是那种重大刑事案件，警察得留着你的命继续追查，每个案子都能让你活久一点。」
戴小雷试着编了几个案子，都不像真的。这也没办法，他最疯狂的盗窃经历，就是拖着那根不到三米长的钢筋在街上狂奔。
其他犯人开始怀疑，这样窝囊的人，到底是怎么行凶的？
有新犯进来，大家让身为「老大」的戴小雷动手打人。
戴小雷说：「我不打，你打我吧。」新人吓哭了。两人蹲在地上，对着抹眼泪。
其他嫌犯不再说话，只是把藏好的香烟塞给戴小雷一点。他们可能觉得，这个「老大」从进来到出去，都有点不正常。
开庭当天，我和助理因为堵车迟到了。
戴小雷被法警押送过来，他看着空荡荡的律师席，再一看母亲，直接带着哭腔喊：「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
随后我和助理匆匆赶到，法官在训诫我之后宣布开庭。
戴小雷见我来了，愣了一分多钟，转而问了身边的法警十几遍，「那是我的律师吗？」
法官看到了这个状况，问被告人有什么问题吗？
戴小雷恢复了平静，没有什么，律师来了，我就死而无憾了。
法官不太高兴，「现在还没有人要你死。」
戴小雷将被拷住的双手抬至胸口，向我挥了挥。
法庭上，我就戴小雷作案时间的问题，与监控方展开激烈争辩。几家商铺的监控我都调了出来，视频显示，戴小雷实施盗窃之后回到家，再也没有出过门。之后就是他第二天被警方带走的画面。
检方说死者小区的监控早就坏了，而戴小雷中前往死者家的路途中，存在多处监控死角，因此摄像头无法证明戴小雷没有作案时间。他们在被害人的房间里提取到了戴小雷的指纹、精斑。
在质证阶段，我反驳了检方的证据。尸检报告上显示，死者死于窒息，但下身没有撕裂伤，且她身上没有任何关于戴小雷的生物特征，显然证据链不完整。
除此之外，死者被盗后就更换了指纹锁，锁没有被损坏的痕迹，上面也没有被告人的指纹，死者家住叠拼别墅，被告人不可能从窗户外爬进去。
所以我的结论是，凶手另有其人。被告只是因为入户实施盗窃，在房间里留下了生物特征，导致了真凶有机可乘，栽赃陷害了他。
「检方证据不充分，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我恳请法院判处我的当事人无罪。」
一个月后，法院宣判，戴小雷强奸、故意杀人一案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
据说，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时候，认为被告人无罪的只多出一票。
那段时间戴小雷过得还不错，他跟狱友吹牛逼：「我律师很有背景的，死刑都给我还了清白。」狱友信以为真，没人再敢欺负他。
戴小雷被释放当天，我陪同他母亲一起去了看守所。
大门打开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光头，胡子拉渣，弓着背，目光呆滞。
他母亲哭着迎了过去，摸着他的脸，「你怎么这么不争气！」
戴小雷跪下去，说自己以后会好好做人，再也不去外面乱来了。
我们三人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去的路上，我告诉他，可以帮他申请大概一万多块钱的国家赔偿。
没想到，他用一种央求的口吻对我说：「不要再让我和他们打交道了好不好？钱我也不要了，我一定会好好改造自己，再也不小偷小摸了。」
「既然你放弃赔偿，我肯定尊重你的决定。」说实话，我和他一样，现在的结果是我之前不敢奢望的。
随后大家都没再说话，出租车的氛围陷入沉默。期间司机看了好几眼后视镜，欲言又止的样子，估计是认出了曾经上过电视的戴小雷。
过了大概五分钟，戴小雷怯生生地说，「您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
我看着他，示意他说出来。
「可不可以让他们来我们小区，用高音喇叭道个歉？」
「抓我的时候，声势那么大，放我的时候，悄无声息的，就在一个小房间里，几个民警跟我说了一句，对不住了。」
我表示理解他的心情，但实际操作有困难。我安慰他道：「你又不是公众人物，也不要考公务员，出来以后争口气就好了。」
话一出口，车厢内又陷入沉默。
过了一会儿，戴小雷仰视着我：「可我这种人也需要一个道歉啊。」
这时戴小雷母亲说自己有办法：「我把他的无罪判决书复印了，去发传单，一个个地解说。我有的是时间，可以一个个的讲。」
我很想告诉她，别人不一定有时间听，那些看热闹的人如果没有热闹看了，也不会再去关注真相如何。
后来，各大中小学的宣发墙上，戴小雷的照片依旧没被撤下，最后都被戴小雷母亲给撕了。
她还找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要求电视台出一则澄清声明。电视台主管没批准，理由是：「没有多大意义。」
最后，她真的上街发传单了，发一张就解释一次，「我儿子真的没有杀人。」
但很少人会接她复印好的判决书，甚至有人丝毫不留情面：「一个小偷，迟早会杀人放火的。」
她给我打来最后一个电话：「你能不能帮我告这些人侵犯名誉？」
我问她：「那么多人，你想怎么告？」她不再作声，一直到我挂断电话。
2014 年 2 月 6 号，我给陈伯伯打电话拜年的时候，他告诉我，公安局的那个副局长没有回家过年。
又过了四个月，我得到消息，公安局原副局长因徇私枉法罪、故意杀人罪、被移送至检察机关。
他如实交代了自己的杀人过程。
受害人下班后发现家中失窃，给他打来电话，说情况紧急，只能当面说。
他赶到之后才知道，受害人悄悄录下他们的性爱视频，且有可能被泄露了出去。听完后他失去理智，质问受害人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
受害人说自己只是想留一条后路，没有想要害他。
他听到这句话，一把掐住受害者的脖子，当时他快要被提拔了，这事要是传出去，谁也搞不定。
当他发现受害者不再动弹时，已经晚了。最后他用戴小雷用过的卫生纸，掩饰自己的罪行。
我把这个消息用电话告知了死者的哥哥和戴小雷。
电话那头，戴小雷一直在说自己很害怕，就不该去那户人家偷东西。最后他明显停顿了一下，像是保证一样对我说：「我是真的后悔了。」
我们律师经常对当事人说，自己做过的事要绝对坦白，这样我们才能帮他们争取减刑。没有做过的事，那就和律师一起申诉，虽然有困难，但总会有转机。
随着案件的推进，证据会逐渐浮出水面，最终固定下来。如果各种证据都显示是冤案，那么要看是属于刑讯逼供还是栽赃陷害，再考虑用不同的策略。
这个案子就算不是我，犯人也会沉冤得雪，因为当时当地，已经有其他人举报了那个官员。而且，法制在进步，上级人民法院对各项证据的审查越来越严格，这种存疑的案件，基本上不会判死刑。
至于我作为律师的作用，大概是第一时间判断出当事人没有说谎，并选择相信他。
在法律界，律师会见当事人是最难的一个问题，会见及时，与当事人沟通顺利对案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在接到当事人委托时，尤其是复杂的案件，我会第一时间就赶往看守所，有时比家属还着急。根据《刑诉法》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这是案件的重要步骤。
在会见和阅卷的过程中，如果律师发现了问题，这时自己就成了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人。
我很喜欢「一张反对票」的故事，它来自电影《十二怒汉》：11 位陪审员裁定被告人有罪，只剩 1 位陪审员坚持投下反对票，这张反对票救了一名少年的命。
一个律师的声音，可能就是那张反对票吧。
舆论让人贴近真相还是更远离真相呢？ - 盐选推荐的回答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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