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后记：献给上岭村男人的一曲悲歌，或一杯甜酒
后记：献给上岭村男人的一曲悲歌，或一杯甜酒
蝉声唱
《蝉声唱》完成了，我跨时两年的小说，在秋风萧瑟中休止键盘，像一台揪心的戏剧落下帷幕。
失去父亲的悲伤，仍淤积在我的心房。他是在我未完成这部小说时去世的。他的骨灰至今仍寄存在青龙岗。在他未入土为安之前，我的哀思也无处安放。他的魂灵或许已到达天堂，或许还在我身边。怎样都可以，总之父亲在我心中是永久的存在。如今我越是看不见他，他的音容在我心目中却愈加清晰。
小说还是要写，就像生活还要继续。
更何况我的这部小说，父亲差点是全程的见证者。事实上初稿完成的时候，他还活着。可是我还要改，改了还要再改。父亲没有等我改完这部小说就走了。他走时像是很安详，或许是因为他和所有的子女都见了最后一面，也或许是因为医院给他使用了镇定的药。谁知道他有没有痛苦呢？父亲一生都是坚强和达观的人，即使大半辈子都是病魔缠身，但我从没见他喊痛。这个上岭村的男人，是上岭村最伟大的男人。
《蝉声唱》正是献给上岭村的男人的，是献给上岭村男人的一曲悲歌，或一杯甜酒。虽然故事里没有我的父亲，甚至真实的上岭村的男人也没有在故事里。唯一真名实姓在故事里的樊家宁，他的故事大半是虚构的。但是这部小说的后记，我必须讲真实和真正的上岭村的男人。他们其实也是小说的一部分。不讲他们，这部小说的意义达不到最大。
我要讲三个男人。
第一个男人是樊家宁。他是我的本家，扯远一点我可以叫他堂哥。我读高一的时候，他读高二。那年月高中是两年制。樊家宁高中毕业不久就当兵去了。那是 1978 年 12 月，樊家宁应征入伍，是我们上岭村唯独的一个。我们菁盛乡跟他一起入伍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罗梦迂，另一个我记不住姓名了。他们三个人入伍的欢送会，我去了。他们胸前的大红花，戴在各自往日穿的衣服上。我插在敲锣打鼓的人群中，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因为看上去他们的确很光荣。在那个年代，只有政审和身体都合格的人才能有那样的荣光。那时候我还想，如果一年后我报名参军，政审一定是存疑的，因为我父亲和母亲的原因（什么原因我后面会提到）。所以他们能参军，我羡慕是有道理的。我以欢喜和凝重两种心情送走他们，回学校继续念书。那年的雪居然下到山下的学校里来，被我们触摸。而往年的雪都停留在山顶上，白白的一片，让我们观望而已。那时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不好的兆头，恰恰相反，我觉得来年我一定能考上一所学校，至少是技工学校。
之后不久的一天，我在家，忽然望见河对岸的公路，驶过几辆解放牌的汽车。车上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兴奋地呼叫。后来我知道那是隔壁金钗乡支前的民兵。
再不久，战争爆发了。我天天看着报纸，都是胜利的消息和英雄的事迹。我记得最深的一位英雄，他叫岩龙，是个普通的战士，却是神枪手。他一下子干掉了几十个敌人。但是有一天，他胸前挂着一副缴获的望远镜，被敌人以为是指挥官，不幸中弹牺牲。我开始为我的堂哥樊家宁担心。
过了些天，乡里通知学校师生去参加追悼会。在乡政府的操场，我看到的两张遗像，并不是我的堂哥樊家宁，而是另两个与他一同参军的我菁盛乡中学的校友。他们的遗像还是穿着便服，说明他们连军装照还来不及拍就上了战场。我还记得名字的罗梦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副好嗓子，他的歌喉我认为后来的刘欢、孙楠也比不上。但是他牺牲了，不到二十岁。
又过了些天，几辆解放牌汽车又从我家河对岸的公路驶过。是支前的隔壁金钗乡民兵回来了，他们悄无声息，人数也比去的时候少了。我继续担心我的堂哥樊家宁。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堂哥樊家宁活着回来了。他只是负了伤，臀部被弹片削去了一块，复员后被安排在乡供销社，当工人。他上班时我见过他一面，他在卖酒。我上前和他打招呼，他没有理我。他对待其他人话也很少，非说不可才说的样子。我估摸他还在被战争的硝烟笼罩着。我问他至亲的人，他在战场上都经历了什么？他们说他什么都没告诉，只知道他在的部队是战地救护运输队，他是专门收尸的。我顿时毛骨悚然，再不敢去见他。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我先分回菁盛乡中学工作。我在菁盛乡工作的一年，只远远见过他一次。他踉踉跄跄，像是喝醉的样子。但是我听说他结婚了，生了孩子。
后来我调走了，十多年没有回乡，也没有回上岭村。我每年都回上岭村是 2007 年以后的事情。我每次回上岭村，也没有见樊家宁，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屯，而且那个屯在高山的…场里，我不上去，他不下来。我只是知道他下岗了，妻子还和他离了婚。就在 2014 年，我回上岭过清明节的时候，才知道他不在了。他从山上下来，就在我们上岭村的码头，跳河死了。
我难受了好几年。一直到现在，每次回上岭过河，我就会想起他，仿佛看见他在码头边的石崖上站立然后往下跳，河水迸溅出巨大的浪花，像是一颗炸弹在爆炸。他的生命和命运就终结或沉没在那波浪滚滚的河水里。我真想写这个男人的生命和命运。
《蝉声唱》写作的初衷、动机或灵感，的确和樊家宁有关或来自他。我把他单独构思了很久，迟迟没有开始写。我觉得光写他一个人还不够，或者说光写人的苦难还不够，我还得在小说中倾注足够的温情。
就在 2016 年，我的叔叔樊宝明去世了。我十分悲伤，他是我二十年来去世的至亲的人。二十年前去世的我至亲的人是我的外婆，再往前是我的爷爷。他们的去世也让我悲伤，但过了那么多年，我的悲伤已变成了思念。如今叔叔去世，悲伤再次袭击了我，让我猝不及防。
叔叔樊宝明是我要讲的第二个上岭村的男人。
我在叔叔去世的当晚，在殡仪馆，用手机写了一段文字，复制如下：
叔叔，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在望州路 308 号——所有活着的人惧怕来的地方。安灵厅 6，我静静地守着您，怀念您。几天后，我还是在这里，送您起飞，去往没有疾病、倾轧、贫困、欺凌的天国。您在人世遭受的疾病、倾轧、贫困、欺凌的折磨，终于摆脱给源源不断步您后尘的人，像辛劳一辈子的牛，卸掉了沉重的轭。
您是我的恩人，叔叔。在我十五岁那年高考落榜后，在我在建筑工地卸水泥搬砖五个月后，您找到了我，把我带来南宁，在您服务的高校高考补习班补习。
在和您居住的半年里，您比我父亲严厉，却比我父亲更疼我。我第一次吃苹果、雪梨，是您买给我的，虽然一周只有一个。没有高考补习那半年，我肯定考不上大学。没有您，我肯定是另外一种我不愿意的命运。
您是我们家族的骄傲，叔叔。您不用作弊、不走后门考上大学，是我们家族第一代也是您那一代唯一的大学生。大学毕业直接留校，官至人事处长。但您大儿子至今是农民，小儿子依然下岗。他们现在正守在您身边，无怨无悔地披麻戴孝。
您不仅是我们家族唯一的共产党员，也是我见识的对党最忠心的人。在您的告别会上，我希望能看到您所在的单位党委送的花圈。
八十四岁的叔叔，您现在已经确定比您八十八岁哥哥先行来到望州路 308 号。你们两兄弟从小失去母亲，相依为命。如今您先走一步，我们还没敢把消息告诉您哥哥——我的父亲，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承受得了失去您的打击。如果我们决定欺骗他，请您原谅，叔叔。
夜更深更静了，望州路 308 号阴沉闷热，我却不感到害怕。您众多的亲人在守着你，他们大多来自上岭，那是您出生的地方，也将是您永生的地方。「一个士兵不战死沙场，便要回到故乡。」您不是士兵，您是孺子牛，更要回到家乡！上岭青青的草地和洁净的河流，等待您的归去。
叔叔火化后，我们将他的骨灰接回了上岭安葬。他的坟就在我们祖屋后面的半山腰上。从那里往下望，可以望见祖屋、田地和田地里亲人的坟墓，还可以望见长长的河流和河流两岸青翠的竹林。人们见了都说，那是上岭村最好的风水。我信。
安葬好叔叔回到南宁，我蒙在鼓里的父亲像是有兄弟间的感应，忽然问：你叔叔怎么样？我很惊愕，差点忍不住把叔叔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但我最终没有。接下来父亲的举动变得奇异——他常拿起座机的话筒然后拨号，但他是不会打电话的，怎么都不通。我母亲问他干什么，他说我给宝明打电话。母亲说宝明这个时间休息了，不要打扰他。后来父亲要求我送他去师院看望叔叔，我又骗他说叔叔已经接回上岭疗养了，那里信号不好，也打不了电话。叔叔去世后，叔叔的子女常来看望我父亲，父亲开口必问叔叔的情况，得到的答案跟我说的一样。父亲似乎相信了他的弟弟仍然健在，沉寂下来。
在叔叔去世半年后，父亲的身体忽然衰弱得十分厉害。他像一台不停使用了八十多年的机器，已经无法正常地生活。开始还能用拐杖走一走，很快拐杖也不起作用了，只能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然后是部分失忆和意识模糊，常常把看望他的这人误认为那人。但是父亲对上岭的记忆却非常清楚，一提起上岭的人，许多人四十年六十年都没再见过面，他却还记得，并说出他们的往事。
父亲卧床不起后的 2017 年夏天，我开始写作这部小说。对生命的无常和时间的流逝，让我有了紧迫感。最主要的是，我的构思成熟了，就像井里已经蓄满了水或油，我要让它流出来或喷出来。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父亲的病情日益严重，频频住院。病情稍微稳定，再把他接出来，居家照顾。
在父亲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光，姐姐时常从防城港过来，悉心照顾他。我在美国的哥哥、嫂子和侄子也轮流回来看望他。我们兄姐弟自小因为分散读书、工作，聚少离多，因为照顾和看望父亲，这居然是我们共同在一起时间最长、较亲密的日子。有哥姐的照顾和关怀，使我的写作得以断断续续地进行。
接着我该讲上岭村的第三个男人了。实际上我已经在讲了，他就是我的父亲樊宝宗。
关于我的父亲，这个给我生命和这个人世间最爱我我也最爱的男人，在 1996 年，我曾经写过一篇以他的姓名命题的文章，复制如下：
樊宝宗
现在，我请求尊敬的编辑，不要删改文章的题目，因为这是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的。我的父亲今年七十岁，他桃李芬芳，但他的名字却从来没上过报纸。他不像他的儿子，年纪不及父亲的一半，就有了许多的虚荣。这些年来，我写过许多的人物，但父亲的名字却从未出现在我的任何文章里。如今回头一想，我真是很傻。我的父亲当了一辈子的教师，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而他的名声却远远小过他的学生、他的儿子，更小过他的奉献和价值。对比我写过的诸多人物，我其实早应该或最应该以父亲为题写一篇文章，为父亲扬名，尽管我的父亲早已越过功名利禄的欲望和年龄。
父亲的一生厚重、高尚，如他教过的书，又普通渺小如一支粉笔，或如他儿子的名字。
就像我是父亲的亲生骨肉一样，我的名字是父亲所赐。我先后有过两个名字。樊益平——这是我父亲为我起的第一个名字，它像一份零乱芜杂的自留地，为我耕用，直到我中学毕业。
1980 年的那场高考，是父亲为我填报的志愿。在填写志愿之前，他首先修改我的名字。凡一平——父亲在为儿子修改名字的时候，是多有勇气啊！他居然敢于把祖宗的「樊」姓给革了。而在这之前，他已把我哥哥的名字改为凡平。从「樊」到「凡」，父亲用心深长，而寓意、愿望又显而易见。而河池师范专科学校，我父亲的选择，成为我至今感念不忘的母校。那年，我十六岁，我还理解不了父亲，然而我的血液决定我无法像很多人一样鄙视教师的职业。我进了这所学校，是这所学校焕发了我的真情。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着教师的荣辱在我心灵的回旋喷薄。
我正式用父亲亲手为我修改的新名开始发表作品。我记得当我把在《诗刊》发表的处女作《一个小学教师之死》寄给父亲时，我附信中说：爸爸，我正在理解你为什么叫我作凡一平。
从此「凡一平」一直被我使用着，它像一盏普通的灯放出的光，为我照明。这些年以来，不知有多少人煽动我，把名字给改了，改换一个稀奇古怪的名字，没准能在文坛出大名，我说，我不改，因为我的名字是我父亲给我的。
此刻，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父亲就在我的身边。但是他看不见我写的东西，因为他弱视严重得几近失明——父亲弱视到无法批改学生的作业才离开山村小学的。他告别煤油灯和手电筒，被我接来南宁居住。然而不论城市的灯火如何灿烂，都不会使父亲的眼睛感到刺激或受到影响。他看不清书和电视。时常有亲友来访，他屡屡将我误看成他人，与我握手。现在，就算我把他的名字写得再大，他也看不见。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敢将父亲的名字登报。
1996 年
以后的 2009 年，我又写了一首关于父亲的诗，准确地说，是关于我家族的一组诗，整组诗是这样写的：
家族（组诗）
我家族的每一个人
都是一首诗
如果不是诗
就是我的春天
—— 题记
樊光耀
我没见过哪个男人能像我的祖父
没有女人也可以活得下去
他是红水河上的船夫 美男子
不信你们看看我的父亲和叔父
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
帅得我不认识
1928—1932 年间
两颗星星呱呱坠地
把承载他们的草屋
照耀得一穷二白
然后祖母扔下她和祖父共同创造的作品
去了天堂
三十二岁的祖父
直到八十一岁去世的那天
没有一丝绯闻
多么可怜的男人
打着光棍
抚养两个小男人
不让他们上山砍柴 下河打鱼
却送他们上学读书
这在七十年前的上岭村
蠢得出奇 绝无仅有
连祖父也不知道
他在当年就拥有了两只股票
每年都在涨 涨到如今
已经非常非常宝贵了
祖父同样不知道
他用来卷烟剩下的半本书
传到我这个孙子的手上
像一双翅膀 或千里眼
我在想象的世界里飞翔
放眼人生
得益于这本书的开发和启蒙
那是半本《红岩》
祖父 你临死的前一天晚上
如果不误把煤油当酒喝了一瓶
就不会死
就会继续把那半本《红岩》当卷烟纸
撕到最后一页 那么
你的孙子就得不到你的遗产了
祖父又一次做了蠢事
上次是为儿子
然后为孙子
樊宝宗
一个陌生的男人
在我十四岁的时候见到我
他在大庭广众下惊呼
「长得很像樊宝宗，你是不是樊宝宗的儿子？」
我愤怒地捡起了一块石头 因为
他竟敢直呼我爸爸的名字
我心目中的父亲就像圣上
他的名字，儿子不能叫
我以为别人也不能叫
父亲是上岭小学的一名老师
他用粉笔写圣旨
也用红笔批奏折
他受人尊敬、拥戴 只不过
他的领土就上岭小学那么点大
他在那里当王 当到
双目几近失明 不能再当
身患疾病的父亲所吃过的药
有一吨还多
把一个家压扁了
但是没有垮
因为有一个女人撑着
那是我的母亲
从 1996 年开始 奇迹
像铁树开花
父亲不再是医院里的常客
现年八十一岁的父亲
乐呵呵地生活着
每天爬一次到两次七层楼
最关心天气预报
最担心的是我的肥胖
对我生病的母亲俯首帖耳
反过来悉心照顾她
他们的婚姻已经镀上了金子
让许多人难以望其项背
潘丽琨
我发现我身上的基因
母亲的要多一些
这个进入樊氏家族的女人
浑身是艺术的细胞
我确定这一点的时候
母亲已近八十岁了
她开始写小说、散文
使用我淘汰的 IBM 电脑
每天可以敲三千字
至今已发表中篇小说一部
短篇若干
因为年近八十而被作家东西誉为
80 后作家
她文笔优美 描写生动
以至于东西怀疑我所有的作品
出自母亲之手
母亲特别珍惜她所得的稿费
因为她穷了一辈子
有一次我和朋友打牌输了
母亲的稿费在我的口袋里蠢蠢欲动
过后母亲语重心长 说
儿啊，别打那么多牌了，我怕我写不及呀
这故事是东西编的 但的确是
母亲的心愿
通过母亲的作品 我才揭开
母亲和父亲结合的秘密
她是地主的女儿
唯一享受的好处是读书读到中专
那是在解放前
解放后的母亲
像在石头缝中求存的草
母亲这根草
嫁接到雇农的父亲家里
得到保护
母亲在樊家 没有享福
她像丫鬟一样为樊家服务
伺候我长年患病的父亲
抚育姓樊的儿女
母亲写得一手好字的手
腐蚀在水深火热的年代里
但是母亲爱丈夫
更爱她的儿女
她的爱静寂深远
像一条大河
2009 年 11 月 3 日
这组诗里的「樊光耀」是我爷爷，「潘丽琨」是我的母亲。说到我的母亲，她和我父亲的结合，在诗里已有表述。因为母亲的成分高，当年嫁给父亲是最好的选择。也因为父亲娶了个成分高的妻子，在他正值大好前程的年纪，一直不被重用，甚至被批斗。1969 年，父亲母亲被下放回到上岭村，在上岭小学当着拿生产队工分的教师。因为母亲成分的关系，我们哥姐弟在上学期间的待遇也有别于他人。1977 年，我哥哥考上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乡里，还被乡党委书记扣押，差点误了升学的机会。我在中学时强烈申请加入红卫兵都不被批准，乃至我读大学时也是班里唯一没有获准加入共青团的人。或许因为歉疚，母亲对她的儿女和丈夫照顾得特别好，尤其体现在照顾从三十岁就开始患慢性病的丈夫上。
我现在清楚记得小时候父亲每每被送往医院的情景。他被人从另一教学点抬下山来，常常是在深夜，那时我从睡梦中惊醒，父亲哮喘的声音灌满家门。这时候母亲便去找摆渡的船工。父亲需要渡河，才能被送往公社的医院。船工终于被母亲请来，父亲被抬到河边，上了船。凄凉的夜晚，风吹水紧，我站在漆黑的岸边，望着明明灭灭的星零船火，谛听飘摇的桨声，将我父亲送到对岸……
父亲被母亲照顾了整整六十年，直到他今年九十岁去世。
2018 年 11 月 1 日 10 时 29 分，这注定是我们全家悲伤的时刻。在医院 ICU 在医病床上，父亲停止了呼吸。在他停止呼吸之前的半小时，我们兄姐弟集中在床边，告诉父亲他的弟弟、我们的叔叔已经先他两年去世的消息。父亲一定是听见了，他的喉结狠狠地蠕动了一下，又蠕动了一下。那时刻我的眼泪哗哗直流，正如我此刻写这段文字的时候。父亲，对不起！
在父亲去世的那张床上，我们哥姐弟为父亲擦身、穿上衣裳、鞋袜，为他盖上寿被。父亲干干净净地走了，正如他干干净净地在人间。
父亲重病的晚期，已气弱不能大声说话。为了晚间他需要方便的时候人能听见，我们给他一个铃铛，拴在他的手上。父亲不断地摇着铃铛，有时候真的是为了方便。更多时候是想摇就摇，我在写作的时候听到铃声过去，什么事都没有，弄得我有些不耐烦。我现在知道，父亲是希望有人陪着他。可现在知道已经晚了。我再也听不到父亲摇曳的铃铛声，再也不能陪父亲了。
父亲被送往殡仪馆。我们在殡仪馆设了灵堂。父亲去世的消息传到上岭，上岭村的人们纷纷或从上岭或从异地前来吊唁，并与我们亲属一同守灵。在守灵的两天两夜，我看到上岭村人对父亲的尊重和敬爱，这让我没有料到。父亲离开上岭村二十八年，再也没有回去过。可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没忘记他，怀念他。更让我没有料到的是告别会上，一下子又涌来了二百多人。他们是父亲的学生们，最小的起码都四十多岁了。当然还有我的朋友们，他们与其说是来慰问我，不如说是来悼念一个值得尊敬的小学教师。
父亲火化前后，我们殷勤甚至拼命地为他烧纸钱、烧别墅、麻将、扑克牌，因为这是他生前最缺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他死后拥有。父亲一辈子的收入，都花在了治病上，交给了医院。父亲这下好了，烧给他的钱足够花了，随便花，因为天堂没有病痛，也就没有医院。
还有，父亲生前最爱戴的一块手表，是我在北欧给他买的，他非常喜欢，即使眼睛看不见也要戴着。父亲心跳停止了，这块表还在走。当手表放进骨灰盒的时候，表还是在走。
父亲去世的时间比金庸晚了一天。他追赶金庸并不晚，一定能赶上。尽管他不认识金庸，金庸也不认得他。但愿父亲在天堂能加入金庸的江湖，因为父亲一生侠义、仁厚、忠良，金庸一定会收留他。
父亲和叔叔，这两兄弟，终于在天堂相会，继续做兄弟了。
几天前，我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两只仙鹤，在山峦上空飞向天堂。那是上岭的山峦。父亲和叔叔两兄弟曾在那里相依为命，如今也从那里如鹤杳去。
…
上岭村三个男人的故事讲完了，他们是《蝉声唱》后记最主要的内容，是这部小说的补充和解释。对我来说，其实有这篇后记就够了，因为有我父亲、叔叔、樊家宁这样上岭村的男人，才有《蝉声唱》。
2018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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