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什么小错酿成大祸的例子？
上世纪 90 年代，辉瑞公司研发了一种抗菌药，特洛芬。
但该药物在动物实验中，副作用频发。
于是，研发人员「灵机一动」：用非洲儿童做实验。
毕竟，比起纠正这个不起眼的「错误」。
当务之急，是尽快上市售卖，赚他个盆满钵满。
但他万万没想到，有些轻描淡写的「小失误」，却是千万普通人一生都挣不开的锁。
一款新药与一个馊主意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研究人员无数个昼夜的攻关下，特洛芬（Trovan）在实验室里诞生了。
特洛芬一经问世，就显示出了卓越的特性——它的杀菌效果很好，并且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辉瑞的高层，喜欢这款新药。
尤其是当华尔街分析师说，特洛芬年度总销售额可能超过 10 亿美元的时候，董事们简直是后院冒石油——美到家了。
不过，天公不作美。
实验室送过来的报告中，也指出了一个问题。
当研究人员使用动物做试验的时候，参与实验的兔子和狗出现了一些副作用。
比如说关节疾病、异常软骨生长、肝损伤等。
按照通常的理解，动物会产生副作用，代表人体也有概率会产生同样的不良反应，这属于比较严重的药物缺陷。
但在高层看来，特洛芬的优势这么明显，怎么能因为一些尚在研究中的不足就放弃呢？
更何况，药物多少都会有一点副作用，退一万步说，动物身上有问题并不完全等于人用了也有问题。
万一给人使用就没问题呢，对吧？
比起纠正这个不起眼的「错误」。
当务之急，难道不是尽快让特洛芬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然后上市售卖，赚刀乐吗？
不过，获得 FDA 的批准显然没那么简单，且不说三期临床试验至少要耗费好几年。
你在临床前试验阶段，也就是动物试验时，就已经出现了这么明显的副作用，FDA 又不是傻子，你说批就批？
图 1 FDA 新药审批基本流程
这事，就成了辉瑞的一块心病，它们一方面积极应对 FDA，另一方面也在拼命思考，有没有投机取巧的法子。
契机很快就出现了。
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斯科特·霍普金斯 (Scott Hopkins）医生上网时。
无意中看到，尼日利亚北部爆发了流行性脑膜炎，肆虐的疫情正在飞速夺走当地人的生命。
霍普金斯的鼠标在页面上停留了许久，联想到自家公司的特洛芬迟迟通不过 FDA 的审批，小小的脑袋渐渐酝酿出大大的主意：
为什么不把特洛芬，用在那些无所依靠的儿童身上呢？
首先，尼日利亚处于军政府的管辖之下，制度落后，监管不严，这就意味着辉瑞的实验会很「方便」。
其次，如果特洛芬能治疗脑膜炎，不仅临床试验的问题解决了，商业价值还会更高。
你想，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要是大笔一挥，推荐特洛芬用于 xxx 流行病，辉瑞的股价不直接起飞？
图 2 尼日利亚的位置
高层听完霍普金斯的馊主意后，当即表示：嘿，你 tnd 还真是个人才！
事不宜迟，辉瑞紧急抽调资源。
几天后，一架载着辉瑞医生团队的 DC-9 飞机，轰鸣着飞向了尼日利亚，他们给外界的说辞是：去做做慈善，帮助抗击疫情。
当时，脑膜炎在非洲这个落后国家的流行，牵动着世界人民的心，许多医疗机构、慈善组织都前往这里，希望尽一份绵薄之力。
但辉瑞显然和这些人道主义组织不一样，作为一家商业公司，它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更无意寻找什么答案。
辉瑞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特洛芬这玩意儿是有效的，值得放在药店的橱窗里售卖。
其实，当他们抱着这样的想法飞跃大西洋的时候，后面发生的许多事情，就已经注定了。
提防携带礼物的希腊人
欧洲有一句谚语：提防携带礼物的希腊人。谚语背后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埋伏在木马身体里的希腊士兵，摧毁了特洛伊城。
辉瑞的飞机上同样满满当当，却也同样没带什么好东西，最终飞机缓慢降落在了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一座琥珀色的城市。
图 3 尼日利亚的城市：卡诺
简单转了一圈后，团队里的人就被这里的景象惊呆了。
医院里被老鼠啃食的尸体、街道上随处可见的粪便、奄奄一息的患病者……整个城市犹如一座巨型贫民窟。
不过，穷归穷，却并不影响辉瑞的计划，卫生条件差、医疗资源不足有什么关系，毕竟又不是真来做慈善的，只要没有外来力量干涉自己的实验，这里就是天堂啊。
很快，辉瑞就凭借着高薪，挖来了当地最有经验的医生和护士，作为特洛芬（人体）实验的助手。
不仅人力如此，当地两间维护最好的病房，以及院内令人梦寐以求的大部分床位，都被辉瑞收入了囊中。
对不起，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辉瑞团队的行为，迅速引来了营地里其他机构的反感，大家来这里救死扶伤，你把好的东西都据为己有是什么意思？
尤其是无国界医生组织，他们的志愿者把病人组织起来，一一进行筛查，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组。
病情最严重的，睡在医院里为数不多的破床和长椅上，病情较轻的人，在帐篷里垫着垫子睡。
图 4 无国界医生组织
我们什么好的床位都舍不得用，你辉瑞倒好，刚来就给圈起来了。
一位比利时的志愿者暴跳如雷，在院子里指桑骂槐：
「病重的人都在外面，他们本来可以睡在里面的床上！」
但辉瑞团队并不在乎，霍普金斯不仅认为自己改善了这里的医疗条件，还看不起无国界医生组织使用的药物，觉得这玩意实在太廉价了。
他阴阳怪气道：
「你们那种抗生素，我都不会给我的狗用。」
霍普金斯确实有得意的理由，点子是他想的，团队是他带的，将来回到美国论功行赏，他毫无疑问是头号功臣。
当他大摇大摆回到病房时，你甚至可以看到他的两道眉毛都飞了起来。
在这支邀功心切的团队领导下，一项本应该筹备数月才能开始的实验，没怎么花时间就直接开始了。
特洛芬，这款面世不久的新药，正式在非洲展开了一段奇幻之旅。
最先来到医疗营地求助的是一名叫贝洛的男孩，他在生病后，和妈妈走了一天的路来到这里。
在卡诺，大家都知道城北的这片营地里，汇集了众多医学机构和慈善组织。
不同国界、不同肤色的志愿者都在这里，帮助病人和死神进行激烈的斗争。
所以，病了之后，当地人的第一想法，就是来这里寻求帮助。
但就和所有当地人一样，贝洛和他妈妈也不清楚医疗机构之间的区别，只是随意走近一个医生，然后小心地寻求救助。
而他们走进的，正是辉瑞的地盘。
面对送上门来的小白鼠，医生慷慨地拿出了特洛芬，却没有向他们解释这药是干啥的、有什么风险。
小小的贝洛看着手里的几粒药片，以为即将获得新生，满怀激动地送到了嘴里。
几个小时后，他瘫痪了。
他甚至都没有离开医院的大门，就已经无法行走了。
这时，他妈妈才知道，原来贝洛服用的是实验中的药物。
前面说到，辉瑞并没有认真准备实验，因为他们觉得来不及。
可就算来不及把各种具体事项安排好，退一万步说，医学实验，最起码需要一份知情同意书。
可事实上，无论是后面赶来的其他亲属、护士，还是任何其他证人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就算当地人不识字，也不会签名，你在给他服药之前，总得解释清楚特洛芬是什么，并征求口头同意吧？
可辉瑞的医生根本不会完整翻译整个流程，甚至不会提前告诉患者使用了特洛芬。
就算…好吧，我觉得脸皮再厚的人，都找不到开脱的理由了。
而当地人，由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面对未知的药物，往往不敢自己拿主意。
他们会把穿着白大褂、戴眼镜的尼日利亚医生，当成是自己人，小心翼翼却又无比信任地询问：
「还有其他办法吗？」
这时候，辉瑞雇佣的当地医生杜切，总会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
「这是唯一能做的事。」
图 5 Antoine Bouraly 的插图
就这样，一群八九岁的儿童，乖乖地接受了辉瑞的实验。
不对，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医学实验，他们只是把穿白大褂的都当成白衣天使，觉得自己在接受国际公认的标准治疗，很快就会好起来。
辉瑞的骗术用了很久，以至于当另一名志愿者知道这件事后，冷冷地说：
「他们明明再步行几十米，就能到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帐篷。」
只是，进了这扇门，就没有其他可能了。
那么，辉瑞是如何验证特洛芬效果的呢？
特洛芬实验的面纱
特洛芬实验总体上是这样的：
前后接近 200 名来求医的儿童，被辉瑞分成 A 和 B 两组，A 组服用的是特洛芬——辉瑞大力推广的新药，但副作用严重，暂时未获审批。
B 组服用的是头孢曲松——一种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这是国际上标准的治疗方法。但是（注意这个但是），辉瑞在使用时，私自把剂量减少了。
具体来说，这一抗生素临床建议剂量是 50–100mg/kg，而辉瑞采取的标准是 33 mg/kg。
至于为什么要减少剂量？
我想，应该不会是故意想削弱 B 组的效果，以此衬托 A 组吧？
开头提到的那位可怜女孩，就是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孤单地来到了这里。
人们不知道她的家人在哪里，但当红十字的旗帜从地平线上缓缓浮现时，她的内心充满了欣喜。
医生从女孩身上抽取了脊髓液，评估了她的症状。
并在第 154-149 号实验的第 6587 号测试点，将她记录为第 0069 号患者，给了她 56 毫克特洛芬。
一天后，女孩肉眼可见地枯萎了下去，她的皮肤变得粗糙干枯，完全不像是一个孩子。
而她的右眼球，也宛如餐桌上蒸熟的鱼眼，收缩变窄，一动不动。
面对这种情况，辉瑞公司做出的决定是：剂量继续不变。
这一切都被明确地记录了下来。
看着特洛芬慢慢流入自己身体，女孩已经做不出任何反抗，甚至脸上也做不出任何表情。
第三天，她的两只眼球都不能动了，针头刺入手臂也无法再引起大脑的知觉。
她死了。
没有人知道，这个女孩停止使用特洛芬，能不能活下来。
但问题是：
辉瑞的团队为什么不停止，凭什么不停止？
在管理脑膜炎实验的行业指南中，有明确的条文规定。
开始治疗的第二天，研究人员就要给患者做第二次脊髓穿刺，以查看药物是否有效。
如果无效的话，应该采取其他的措施。
但辉瑞并没有进行检查，即使在小女孩已经出现了严重不良反应时，也一直在注入特洛芬，直至她死亡。
后来，无国界组织的医生埃瓦里斯特·洛迪查看了这一治疗过程，他大为光火，当即表示：
「这是谋杀！」
小女孩的生命挽救不回来了，辉瑞的脚步却没有停下。
除了静脉注射特洛芬，霍普金斯还突发奇想，决定让儿童采取口服的方式，进行测试，这一决定引起了团队的内讧。
支持的医生认为，理论上儿童更容易吸收口服特洛芬。
而且，如果口服的方式验证有效，就意味着在医疗条件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特洛芬也可以普遍应用。
辉瑞的经济效益将进一步提高。
反对的医生则认为，这样做的话风险太大，口服特洛芬从未在儿童身上进行过测试，所谓支持口服吸收的证据根本没啥说服力。
况且静脉注射的见效时间更快，对于重症患者来说，尽快杀菌才是正解，拖下去容易出问题的。
但是，口服的前景如此广阔，辉瑞怎么可能会放弃呢？最终，这一方法还是被团队执行了。
1996 年 4 月 6 日，一名 7 岁男孩被送进辉瑞的病房。
按理说，他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再服用特洛芬了，他的面部肌肉已经停止运作，并且已经瘫痪了，而且，他此时体重仅仅 35 斤重。
这时候，最重要的，难道不是用尽最大的努力、用最稳妥的办法把他的生命先给救回来吗？
遗憾的是，辉瑞的医生并不这么想。他们对特洛芬有迷之自信，或者说，他们对「用特洛芬治愈一个瘫痪男孩」后将产生的巨大光环，有着迷之向往。
在给这个奄奄一息的小男孩贴上 0054 号病人的标签后，医生就让他口服了 50 毫克特洛芬。
奇迹——
没有发生。
不到 9 小时，0054 号患者死亡。
闭上眼睛的儿童永远沉睡过去了，而那些还醒着的，也没有时间去庆幸自己在辉瑞团队的实验中躲过一劫，而是要以更大的勇气去面对残缺的生活。
阿纳斯是一名尼日利亚男孩，相比同龄人，他体格更加高大。
他的梦想是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士兵。
但在 14 岁的那一年，阿纳斯告别了自己的梦想。
按照阿纳斯爸爸的说法，辉瑞给阿纳斯服用了「邪恶的药物」。
于是，这个大男孩的余生都只能嘴里流着口水，走路摇摇晃晃。显然，军队里是不会要这种人的。
我们都不清楚，耳聋、跛行、失明、癫痫发作等症状，是治疗脑膜炎失败带来的，还是直接由特洛芬副作用导致的。
但我们清楚的是，这些残疾的儿童，被生和死同时抛弃了，他们站在人生的边缘——属于自己的未来，永远都不会到来。
在出现死亡后，团队里就有人顶不住了，开始撺掇其他人，要不就润吧。
只是，辉瑞最初是举着抗疫大旗过来的，现在疫情还没结束，各大机构都在如火如荼地干，自己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于是，团队决定再坚持两天。
不坚持还好，这一坚持最终把 11 名儿童拖进了鬼门关，伤残更是无法统计。毕竟辉瑞根本没有留下患者的联系方式，许多人在接受了乱七八糟的治疗后，就消失了。
辉瑞来到卡诺的三周后，实验已经接近崩盘的状态，A 组和 B 组都出现了大量的死亡和伤残，无论如何都推进不下去了。
没多久，那架轰鸣的 DC-9 再次远渡重洋，把所有医生都接走了。
以正义之名，行苟且之事，实在不光彩。
所以在临行前，团队把医疗痕迹清理得一干二净，甚至专门伪造了一份人体试验批准书，来防止日后节外生枝。
霍普金斯的团队带着这样一份惨不忍睹的成绩单回到了美国，但辉瑞仍旧对特洛芬抱有幻想，毕竟华尔街分析师预测一年 10 个亿呢！
于是，他们把数据修修改改，继续申请在美国和欧洲售卖。
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也不是吃素的，或者说辉瑞改数据这事干得太外行了。
FDA 很快就发现了申请书里不对劲的地方，比如说一份文件将儿童的白细胞计数列为 68，另一个将其定为 680；有的实验明明是在卡诺进行的，却被记录成在康涅狄格州做的。
调查员自然而然开始怀疑：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这是为了掩饰什么阴谋？
辉瑞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毕竟，再往后查，离真相就只差临门一脚了。
有些事，不上秤没有四两重，上秤了一千斤都打不住。
在尼日利亚都平安归来了，不会在美国老家翻船吧？
不会吧不会吧？？
不知道是辉瑞的幸运，还是患者的不幸，这一劫确实被辉瑞逃过去了。
FDA 从不是正义使者，调查员都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之前所有的怀疑就是例行一问，谁也不想主动去得罪医药巨头。
于是，在口头上敲打了辉瑞一番后，FDA 就不再去继续查了，而是干脆利落地授权特洛芬，可以用于治疗 14 种成人疾病。
不过 FDA 也怕担责，在背后偷偷留了一手。
他们要求不能给儿童使用特洛芬，更不能给「流行性脑膜炎」患者使用特洛芬。
一个折中方案就这样达成了。
美国都同意了，欧盟也很快就松口了。
1998 年 2 月，辉瑞在奥兰多举行特洛芬的新品发布会，超过 1800 名销售人员齐聚在这里，有节奏地高呼：
「Trovan（特洛芬）！Trovan（特洛芬）！Trovan（特洛芬）！」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意气风发。
但是，辉瑞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特洛芬可是有严重副作用的啊，无论 FDA 批准不批准，这个副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
难道 FDA 批准了，服用这个药就不会出事了吗？
撕破特洛芬的窗户纸
特洛芬的春天，就像热带的冬天一样短暂。
1998 年，随着美国的医生不断向病人开出特洛芬，不良报告也如雪花般涌现。
根据公开资料，大概一年的时间中，有 140 名服用特洛芬的患者，肝脏出了问题，至少有 14 人出现肝功能衰竭，6 人死亡。
开玩笑，我美利坚红脖子武德充沛，岂是尼日利亚的儿童这么好欺负的？你这个药要是不行，信不信我们上街突突了你。
谁不知道特洛芬是辉瑞力推的新药，还专门举办了超大规模的新品发布会，现在一出问题，媒体也全都盯上了。
「震惊！精壮男子肝脏突然衰竭，背后原因竟然是……」
各方面的压力之下，美国和欧洲的监管机构立马做出了反应。
辉瑞：你听我解释。
FDA：我不听。
美国迅速出台措施，要求严格限制特洛芬的使用，医生不得随意开出特洛芬，除非患者的需求足以超过肝损伤的风险，欧洲则完全暂停了特洛芬的销售。
这时，特洛芬也就卖了十来个月。
欧美的限制犹如当头棒喝，直接把辉瑞干懵了，这三板斧下来，特洛芬的销量不快归零了？忙里忙外这么久，最后特洛芬还是卖不出去，合着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段时间，阴云笼罩在整个公司的上方，每个人都骂骂咧咧的。他们难过与担心的不是被追责，而是钱赚不到了。
不过，相比尼日利亚儿童的痛苦，辉瑞的痛苦实在是太短暂、太轻微了，以至于没过多久，公司就忘记了这回事。
1998 年，经历了三年的临床试验后，辉瑞的另一款新药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它就是西地那非。
当然，西地那非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蓝色小药丸。（是的，就是你知道的那个某哥。）
图 6 辉瑞生产的蓝色小药丸
作为第一个获准使用的口服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蓝色小药丸第一季度就在美国开出了 290 万个处方。
滚滚而来的金钱让辉瑞忘记了所有烦恼，什么特洛芬，什么监管限制，老子终于生产出来能大把换钱的药啦！！
蓝色小药丸的光环掩盖了特洛芬的失利，2000 年，辉瑞被《财富》杂志评为全球最受推崇的公司。
没错，最受推崇。
在卡诺漫天风沙中艰难生活的儿童，他们一定不会认为辉瑞是值得推崇的，他们无比希望开启对辉瑞的审判。
讽刺的是，最先揭开特洛芬实验真相、为尼日利亚人民出头的，却并不是当地政府。
还记得特洛芬在美国遭遇滑铁卢的事情吗？那时就有一个人产生了疑惑：
特洛芬问题这么大，它的临床试验是怎么通过的？
尽管已经过去了好几年的时间，但他还是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地点：尼日利亚的卡诺。
这个人叫乔·斯蒂芬斯，他采访了大量受害者、官员、医生，并且看到了尼日利亚政府从未公布过的秘密报告，终于搞清楚了辉瑞在尼日利亚的所作所为。
2000 年 12 月，乔·斯蒂芬斯写下《利润与生命平衡的地方》，矛头直指辉瑞在尼日利亚进行的非法实验。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辉瑞万万没想到，自己搞定了尼日利亚政府，却被一篇报道偷袭了。
可以说，直到这时，尼日利亚幸存者的家属才确定辉瑞当年的行为是非法的，他们前往美国起诉辉瑞，但此时赚了钱的辉瑞依旧不想认输，他坚称自己的实验是合规的。
这其实是非常羞辱人的姿态——在非法实验的时候肆无忌惮，即使被戳穿了还摆出高高在上的样子，即使有钱了也不想赔给受害的儿童们。
为了取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辉瑞坚持案件应该在尼日利亚审理，这些人不可以来美国起诉自己。
图 7 接受过特洛芬治疗的儿童
打回尼日利亚审判，主要还是为了方便自己周旋。
要知道面对小国政府，辉瑞从来不带怂的。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他们订立的疫苗购买合同，甚至敢要求这些小国政府抵押银行储备、军事基地等国有资产，区区尼日利亚有什么好怕的呢？
早在特洛芬试验期间，一名参与实验的尼日利亚医生就认为，辉瑞已经和当地政府串通好了。
在自己被起诉了之后，辉瑞更是直接搜集起了尼日利亚司法部部长的腐败证据，来威胁其放弃法律诉讼。
资本的通天本领，让人目不暇接。
可辉瑞千算万算，唯独漏算了的一点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大哥，你的实验真的是过于恶劣了，别说尼日利亚人了，你看看，就连美国国内，从国会议员到合作的医院，从记者到网民，哪个不在骂你？
2009 年，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尼日利亚受害人及其家属有权在美国对辉瑞公司提起诉讼。
随后，辉瑞光速滑跪，立即以 7500 万美元的和解金在庭外和解了此案。
他们害怕受害者家属来美国起诉自己，而受害者家属们经历了十多年的等待，也实在不想再拖下去了。
时间并没有抹平一切，二十多年后，辉瑞的恶名仍旧在尼日利亚盘旋着，当地的平民，甚至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仍旧对辉瑞的疫苗和药物抱有敌意。
「辉瑞疫苗的有效率高达 99%？」
「别开玩笑了！」
写在最后
对于辉瑞这种跨国大公司来说，特洛芬只不过是其漫长发展历史中一个小小的切面，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故事。
辉瑞站在这一领域的山峰上，推出过许多成功的药物，收获过数不清的荣誉。
但是，有些轻描淡写的「小失误」，却是这些巨头故意犯下的罪，也是普通人一生都挣不开的锁。
利字当头，人不如狗。
无论是非法实验，还是十几天研发生产，在医药资本的背面，救死扶伤的道德少了些，追名逐利、打击异己、谋求垄断的意味多了些。
而这，从不独属于辉瑞一家。
时隔数年，带队的霍普金斯已经离开辉瑞成为一名独立顾问，那个斩钉截铁告诉同胞只能来辉瑞营地治疗的杜切，早已升任卡诺医学院的院长。
0069 号小女孩的死亡报告，是他亲手撰写的，当他再次看到这份报告时，静静地盯了很久，嘴巴张开又闭上，最后才微弱地说：
「我记得这个。」
「说实话，回想起来，我们应该为此做点什么。」
他又把报告读了一遍，确认是自己撰写的，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当初为什么那样做……」
参考资料：
非洲儿童该做辉瑞的实验品吗.人民网
Where Profits and Lives Hang in Balance. The Washington Post
In this Nigerian city, Pfizer fears loom over the vaccine rollout. The Washington Post
Panel Faults Pfizer in ‘96 Clinical Trial In Nigeria Unapproved Drug Tested on Children. The Washington Post
Pfizer pays out to Nigerian families of meningitis drug trial victims. The Guardian
Nigeria: The infamous 1996 Pfizer trial driving anti-vax feelings today. African Arguments
Did Pfizer Bribe Its Way Out of Criminal Charges in Nigeria?. The Atlantic备案号:YXA1B5kxGAaFwK3Z5oMCEG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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