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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胡适?

关于胡适的评价有很多,今天我们换个角度,把胡适和鲁迅的人生轨迹放在一起来看,会发现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1917 年 1 月,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 2 卷 5 期上,并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道:「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就这样,在胡适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新文化运动」的帷幕正式被拉开了。胡适也凭借「文学革命」声名远扬,并被蔡元培邀请到北大开设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程,以及创办了哲学研究院。

次年,胡适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开始大力倡导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并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与此同时,胡适和鲁迅的故事也正式开始。

1918 年 5 月 15 日,鲁迅创作的第一部短篇白话文小说,首发于《新青年》第 4 卷 5 期上,并在学界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随后,胡适就给予了鲁迅极高的评价和热烈的赞赏,并称赞鲁迅为「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

一天,满怀欣喜的鲁迅,特意邀请胡适来到家中吃饭。

就餐时,胡适看到眼前放着辣椒的梅干菜扣肉时,他好奇地问道:「据我所知,江浙一带人爱甜不爱辣,先生好像是个例外?」

鲁迅开心地说道:「你说对了,我们绍兴人没有吃辣椒之好,独鲁迅有辣椒之嗜。我是用此物解困。」

听到此话,胡适更为疑惑了,他感到好奇地问道:「用辣椒解困?」

鲁迅微笑着点头回答道:「辣椒是最妙的解困之物,夜深人静天寒人困之时,就摘下一只辣椒来,分成几截,放在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周身发暖,睡意顿消,于是捧书再读。适之先生可以一试。」

胡适听完鲁迅的解释后,两人便哈哈大笑不止。

随后几年的日子,胡适和鲁迅的交往变得更为密切,他们二人相互支援,共同战斗,一起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特别在提倡新文化方面,他们遥相呼应,有着一致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并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如火如荼。

1919 年 1 月 15 日,鲁迅署名唐俟在《新青年》第六卷 1 期上发表了《热风·随感录·四十一》一文,胡适看到此文后,整个人激动的说:「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

同年,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在东京出版,胡适还特意将该作品与林纾、严复的译文作比较。胡适认为,鲁迅的翻译既有很高的古文造诣,又不失西文的内涵。因此,胡适赞叹道:「《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实高很多。」

后来,胡适和鲁迅在文学上有着较多的呼应,比如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白话诗《我的儿子》来反对封建愚孝,鲁迅也紧跟其后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来鞭挞封建孝道。当胡适遭受学衡派和甲寅派攻击时,鲁迅就撰写《估学衡》和《答 KS 君》给予对方回击,以保护自己的好友。

除此之外,鲁迅和胡适还一起吃饭喝酒,时常互赠书籍和通信等,并在文学创作方面为对方著作提供资料和指正。当胡适对《西游记》研究考证时,他还特意委托鲁迅帮他寻找相关资料;当胡适研究考证《三国演义》时,他还选用鲁迅的《小说史讲义》稿本做参考。

1920 年,胡适本打算写一部《中国小说史》,但由于各种事情,一直拖延好几年都没有写成。三年后,鲁迅出版了第一部系统地论述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专著《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看到这部作品时,他不仅没有心生妒忌,反而还抱以热情的帮助和夸赞。

鲁迅在创作《中国小说史略》的过程中,他曾多次征求胡适的意见,并引用胡适的考证材料。胡适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他和鲁迅之间的友谊描述过:「两人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从不拐弯抹角,多是正确的欣然表示认同,错误的直言相告,有疑问的也不苟同,互相商榷。」

鲁迅对于胡适提出的意见,也会认真地采纳,并曾回信写道:「适之先生,今日到大学去,收到手教。《小说史略》(颇有误字,拟于下卷时再订正)竟承通读一遍,惭愧之至。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明清小说,则论断似乎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印成。」

后来,对于这部《中国小说史略》的诞生,胡适还曾在自己出版的《白话文学史》自序中赞扬道:「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精力。」

1922 年,胡适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钞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他在文中写道:「这一年多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 Q 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由此可见,胡适时当时最早认识鲁迅小说价值的人之一,并且他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对「周氏兄弟」评价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作力,而岂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

同年 5 月 17 日,胡适正在家中看书,突然听到电话响起,便接通电话问道:「哪位?」

电话那头不急不慢地反问道:「你是胡博士?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胡适很不耐烦地回复道:「我听不出来。」

然后,电话那头顿时传来一阵欢笑声,并缓慢地说道:「甭猜了,我是宣统啊!」

胡适听完词话,瞬间一愣,然后自言自语道:「宣统?皇上?」

原来,溥仪在宫中刚安装了电话,然后他就查询电话簿直接打给了胡适。溥仪本来是打着玩的,后来却对胡适说:「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胡适想都没想就应声答应了,于是,他就真的去见了溥仪。

胡适和溥仪见面的消息传出后,谁曾想竟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和过度解读。由于这次会面的双方,一位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一位是封建王朝的帝王。他们的会面自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且一时舆论哗然,甚至许多报纸以「胡适仍有封建臣民的情节」、「 胡适要求免跪拜」、「胡适为帝者师」等标题进行大肆报道。

面对众人的非议,胡适只好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发表于《努力周报》上进行澄清事实,并在文中感叹道:「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在宫中很寂寞,很可怜。想找个人谈谈,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一件很有人味的事,成了怪诧的新闻了。」

此时的鲁迅依旧和胡适站在同一个战线上,他还在《无声的中国》《怎么写》等文中,极力称赞胡适是「文学革新的最先尝试者」,并说胡适的日记「一定该好很多」。当鲁迅读了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论著后,他对胡适盛赞道:「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除此之外,鲁迅还曾对《新青年》时期的胡适评价道:「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我佩服陈胡。」

然而没过多久,由于胡适主张青少年应该埋头读书,少参与政事的观点,以及他宣扬「好政府」主义的思想。渐渐地,鲁迅和胡适之间逐渐产生分歧,两人的政见和观点不合,两人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

1925 年,鲁迅和胡适的矛盾正式爆发。此时的鲁迅逐渐从政治走向民间,用文章传达着民间的疾苦,并为最底层的人民发出心中的声音;然而此时的胡适则从书斋走向政界,正式开启了从政之路,并希望借此来开启真正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自此以后,两人从战友开始变为敌人,鲁迅还特意在文章中明确写道:「先是清朝末代黄帝溥仪召见胡适,而后,则是胡适与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互递秋波。」

就这样,一个成为了现政权的批斗者,一个成为了现政权的拥护者,他们两人开始站在人生的对立面,并以各自为中心,开始集结一批知识分子,顿时使得寂静的文坛变得热闹起来。关于胡适步入政坛,他曾在自己的自述文中写道:「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往后的日子里,鲁迅对胡适有了很大的成见,并写了不少的讽刺、批评胡适的文章,甚至连鲁迅原先赞为「警辟之至」的《白话文学史》都被批评为「也不见得好」了。

胡适面对鲁迅的讥嘲和批判,他从来不接招,总是以沉默来应对。1929 年 9 月 4 日,胡适曾在给周作人写的一封长信中感慨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1930 年,胡适率领新月社成员利用《新月》杂志,掀起了一次人权讨论热潮,并大力批评了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人权的问题。随后,《新月》杂志因为惹怒国民党政府就被查封了。然而,不甘心的胡适紧接着又创办了专门谈论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并说道:「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便是独立精神。」

除此之外,胡适还曾激情澎湃地说过:「西欧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1931 年年末,胡适的政治倾向逐渐变得明确了。当他和蒋介石见面的消息见报后,鲁迅当即写下了一篇《知难行难》发表在《十字街头》第一期,并署名为佩韦。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指名道姓地对胡适讽刺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1932 年底,蔡元培、宋庆龄和杨杏佛等人在参与营救牛兰夫妇、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后,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该组织其主要目的和任务是

pan class=” fw-cl “>:「为释放国内政治犯与废除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而斗争;刊布关于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援助为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的一切斗争。」

没过多久,鲁迅和胡适都加入了该同盟组织。鲁迅被推选为上海分会九个执行委员之一,胡适被推选为北平分会执行委员和主席。胡适就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政治犯的情况。

1933 年 1 月 31 日,胡适和杨杏佛、成舍我三人在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后,特意前去视察关押政治犯的北平陆军反省院和另外两处监狱。

其实,此次视察对于监狱当局来说确实挺出其不意的,而胡适他们也从监狱中了解到关押政治犯的详情,并向有关负责人提出了各种意见。当时,张学良的幕僚王卓然对于胡适他们所提的意见,还特意回信表示道:「先生笃念时艰,抒发伟议,审微见远,良殷心倾。所提各节,然即向汉公商办,冀能一一实现,不负先生苦心。」

对于此次行动的成果,胡适本来是满意的,然而 1933 年 2 月 4 日,胡适突然收到史沫特莱的一封英文信件,并附有宋庆龄签名的一封英文信件,以及一份《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

在来信中,史沫特莱和宋庆龄特别嘱咐北平分会要立即向北平当局提出严重的抗议,并废除各种私刑,以及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一切政治犯。

然而,在收到来信的四天前,胡适刚刚应北平军分会邀请视察过监狱,并认为该监狱虽然有些小瑕疵,但依旧不失为一所「文明的监狱」。因此,胡适认为该控诉书应该是纯属他人捏造,完全和他调查的情况严重不符。于是,胡适当天就给蔡元培和林语堂严肃地写信道:

「我读了此三项文件,真感觉失望。反省院是我们(杏佛、成平、我)三人前几天亲去调查的。有许多犯人和我们很详切地谈话;杏佛当能详告你们诸位。他们诉说院中苦痛,最大者为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但无一人说及有何种私刑吊打,如孙夫人所得 Appeal(控诉书)中所说的。谈话时,有一人名刘质文,是曾做苏联通信社翻译的,他与我英文谈话甚久,倘有此种酷刑,他尽可用英语向我诉说。依我的观察,反省院都已决犯中必无用此种私刑拷打之需要。

此种文件,我前也收到过。孙夫人的文件,乃是一种匿名文件: 信中明说是外人代写,而信封上偏写明寄自某某监狱。岂可不经查考,遽然公布于世?

上海总社似应调查此种文件的来源,并应考据此种文件的可信程度。若随便信任匿名文件,不经执行委员会慎重考虑决定,遽由一二人私意发表,是总社自毁其信用,并使我们亲到监狱调查者,蒙携出或捏造此种文件的嫌疑,以后调查监狱不易下手了。

如有应由总社更正或救正之处,望勿惮烦,自行纠正,以维总社的信用。」

没想到,胡适第二天又在英文版《燕京报》上看到了宋庆龄的信和那份控诉书。于是,胡适和鲁迅、以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组织的矛盾开始不断激化了。

当时,王卓然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后也恼怒了,并打电话给胡适质问此文件的来源。面对王卓然的质问,胡适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于是,胡适又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和林语堂,并在信中写出:

「有人寄了一篇类似这控诉书的文稿给《世界日报》要求发表,寄件人冒称住在胡适家中,并且说稿子是胡交给他的。

此种文件与孙夫人所收的 Appeal 同一来源,同是捏造的。孙夫人不加考察,遽信为真,遍登各外国报纸,并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是大错。

我认为此等行为大足以破坏本会的信用。应请两公主持彻查此项文件之来源,并彻查「全国执行委员会」是否曾经开会决议此种文件的翻译与刊布。

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么,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

随即,胡适又给刊登这份控诉书的英文版《燕京报》编辑部写信道:

「这个反省院是我于上月 31 日同杨铨、成平两先生一同访问、视察过的三处监狱之一。我们曾和关押在那里的政治犯当中的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谈过话。其中有些人是用英语和我谈话的,因而他们当时是处在一种可以畅所欲言而不怕被狱官们察觉的地位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到上述呼吁书所描绘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

那封呼吁书十分可能是一封伪造的匿名信。

我写这封信,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

2 月 9 日,林语堂给胡适回信道:「得来札,知道北平监狱调查报告出于捏造,此报告系由史沫特莱交来,确曾由临时执行委员开会传观,同人相信女士之人格,绝不疑其有意捏造,故使发表。不幸事实如先生来函所云。接信后蔡、杨及弟皆认为事情极其严重,须彻查来源,弟个人且主张负责纠正。」

胡适收到来信后,于 13 日给林语堂回信表示愿意接受史沫特莱的评语,并在信中道:「示悉。带去之文件,我早料到是她带去的。我绝对信任她的人格,她不会捏造此种文件,但此间有人专造此种材料,最易受欺,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是也。」

2 月 19 日,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民权的保障》,并在文中提出:「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民权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权保障」。紧接着,他还在文中批评道:「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

当民权保障同盟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给胡适发来电报说:「本日沪《字林西报》载先生谈话,反对本会主张释放政治犯,并提议四原则,与本会宣言目的第一项完全违背,是否尊意?请即电复。」

胡适看到电报后,并没有给予答复。

几天之后,宋庆龄和蔡元培署名给胡适发电报说:「养(22 日)电未得尊复。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盼即电复。」

胡适依旧没有给予有回应。

于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认为,胡适已经和他们组织的宗旨完全背道而驰,而胡适继续留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内也有害无益,并且胡适坚决反对发表伪造文件并且要求公开纠正的态度,也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因此,上海《申报》于 3 月 4 日报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昨日开会,决议: 开除该会会员胡适之。」

在开除胡适的表决大会上,鲁迅也表决了自己的态度,并开始了对胡适的不断抨击,他在《文坛秘诀十条》中写道:「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

除此之外,鲁迅还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但对于《西游记》,却考证不出什么。」

紧接着,鲁迅对胡适的笔伐之战逐渐达到了最高潮。

1933 年,由于胡适一直不希望中日之战爆发,并提出两国代表交涉、中日缔结新约等折中调解的方法。于是,《申报·北平通讯》报道了胡适关于「(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言论。

此言一经报道,瞿秋白就立即借用鲁迅「何家干」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出卖灵魂的秘诀》的文章,并在文中对胡适骂道:「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随后,鲁迅于 1934 年 7 月 17 日写了一篇杂文《算账》,并对胡适讽刺道:「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1935 年元旦,上海《东方杂志》发表了胡适的一篇《关于民治于独裁的讨论》,并在该文中流露出了心中对当前时局的失望、政局的不满,以及政治改革的不同意见。他的这些带有批判性质的文字和国民政府正在鼓吹的所谓「救亡图存、新生活运动」的大政方针显得格格不入。而此时的胡适,也登上游轮,慢慢地朝向香港驶去。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因重病突然离世。伴随而来的,这场长达十年的胡鲁之战也落下帷幕。

鲁迅离世后,女作家苏雪林随即就给蔡元培和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并在信中对鲁迅破口大骂道:「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个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的势力……鲁迅不仅身体病态,心理也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

胡适看到苏雪林的谩骂,他极力为鲁迅辩解,并在回信中写道:「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当许广平为《鲁迅全集》的出版事宜给胡适写信求助时,胡适不但十分乐意帮助许广平的推荐,还担任了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委员,并且积极有效地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奔波。当《鲁迅全集》出版后,许广平还特意写信感谢胡适的鼎力促成,并称赞他是「功能无量」。

1958 年,漂泊在台湾的胡适在谈到鲁迅时,他动情地说道:「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帮人不大十分做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

最后,胡适又开心地说道:「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备案号:YX11MjgD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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